12月14日，拳击奥运冠军邹市明的妻子冉莹颖，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段视频，并配文：焦虑了两年，我决定给孩子打生长激素！
12月15日，相关词条冲上热搜。
冉莹颖决定给娃打生长激素
视频中，冉莹颖表示，二儿子皓皓今年11岁，身高只有136.6厘米。
皓皓身高只有136.6厘米
之前有人问她，大儿子轩轩和二儿子皓皓，只相差两岁，为何两人的身高差距那么大？
冉莹颖感到很担心，“皓皓到了8岁的时候，好像不怎么长个了。”
大儿子轩轩和二儿子皓皓身高差距很大
之后，冉莹颖看了不少关于身高的书。她让皓皓去打篮球，以为运动能让皓皓个子长得快点，“但篮球队的同龄孩子都越来越高，而他（皓皓）几乎没长。”
皓皓相比篮球队队友，身高几乎没长
最近，冉莹颖带着皓皓去医院检查。她说，检查之后，医生建议给皓皓打生长针，“不然会错过最好的生长期。”
冉莹颖带着皓皓去医院检查
视频里，冉莹颖说着说着不禁落泪。她还分享了自己给皓皓打针的片段，直呼“紧张”。
她也明白，“身高这件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跟我们的饮食、运动、睡眠、心情等方方面面都有关联性。”
冉莹颖给皓皓打针
据悉，冉莹颖曾在中央电视台担任主持人，2011年和拳击奥运冠军邹市明结婚并育有3子。
为了长高让孩子打生长激素有用吗？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权威回应
现在家长对孩子的身高越来越关注，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长得更高给孩子使用了生长激素。
针对这个问题，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5月31日在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孩子的身高取决于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70%是遗传因素，30%是后天因素。所以对于生长激素的运用，一定要到医院去经过医生专业诊治，该用的才能用，不该用的千万不要用。生长激素用不好会给孩子带来很多不良后果，如形成骨骺过早闭合、性早熟，反而影响身高，还会带来其他生长发育问题。
倪鑫希望家长能够正确地看待身高问题，不是越高越好。“身高遗传因素占70%，后天因素占30%，后天因素就是从孩子的营养、运动、睡眠、环境，这几个因素去努力。”
什么原因
会引发孩子生长缓慢
去年年初，潮新闻·钱江晚报曾报道，浙江萧山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小儿生长发育专家蒋群蒋群表示，现在女生性早熟现象不少。
这种情况，有真性发育，和假性发育，过早地真性发育会直接影响孩子未来身高。“孩子性早熟增多的情况，原因很多，营养过剩、长期开灯睡觉、过早接触成人文化娱乐等等。”
在浙江有个显著性早熟特点，“一些家长爱给孩子吃补品，比如燕窝、比如海参，给孩子吃就容易导致性早熟。不建议给孩子吃这类补品。”
除了性早熟以外，遗传因素、营养不良、慢性疾病、环境因素、心理因素、运动睡眠不足等都能引发孩子生长缓慢。
在孩子生长过程中有四个关键年龄段：婴幼儿期（出生—3岁），学龄前期（3岁—7岁），学龄期（7岁到青春期前），青春期（男10—12岁开始，女9—10岁开始）。1—3岁幼儿增长速度小于7厘米/年，3岁至青春期前，增长速度小于4—5厘米/年，青春期增长速度小于5—6厘米/年，都属于身高增长缓慢。
如果女孩在8周岁前出现乳房发育、男生在9周岁前出现睾丸增大、一两年内都不用买衣服的、父母身高矮小的、班里经常坐第一排的，都建议家长带孩子来生长发育门诊进行检查。
日常生活中
家长如何科学管理孩子身高
潮新闻·钱报健康小站、杭州市西湖区文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科主任医师牟夏莲建议，家长应养成定期为孩子测量身高的习惯。
家长至少每3个月给孩子定点、定时量一次身高，了解孩子的生长速率。
量身高需注意同一时间(固定时间)、同一地点、同一测量工具、同一测量人。比如，每月1日的晚上，在门厅的墙上，用三角尺或书本，妈妈测量。
此外，家长要注意测量前让孩子脱掉鞋子、松掉辫子（头发的厚度会影响身高测量准确度）。
延伸阅读
邹市明首谈创业焦虑：每个月发薪日 一睁眼几十万没了
“从来没做过这样的访谈。”
采访结束，邹市明长舒一口气，伸了个懒腰总结了这场“拷问”。
“这样的访谈”对邹市明来说确实不常见。2008年，邹市明在北京奥运会男子48公斤级比赛中拿下金牌，4年后他又在伦敦奥运会成功卫冕。场上，奥运赛场一战成名；场下，随着《爸爸去哪儿》的热播，邹市明夫妇关注度、话题度激增。但，聚光灯打向的是一位奥运冠军，一位知名爸爸，或者一位模范丈夫，鲜少是一位创业者。
2017年，为实现世界拳王“金腰带”的梦想，邹市明与其妻子冉莹颖临时组成了一个“二人团队”，开启了创业之路。据了解，2016年底，邹市明成立了莹皓和邹轩两家公司，两家公司分工明确，莹皓主要负责做赛事和拳手相关的业务，而邹轩更多是IP孵化、融资等业务。
于是，这位“拳王”又多了一重新的身份——创业者，而这一角色所带来的压力，远超其他。2017年，也就是创业初期，邹市明公开袒露到而立之年最焦虑的时刻，“每个月的发薪日，我早上醒来收到银行的扣款短信，一下子几十万就没了。”
运动员转型创业的案例不在少数。1988年因在汉城奥运一次意外失利而被迫退役的李宁，开启了自己的商业转型之旅，至今已成为国内转型最成功的运动员之一；同是体操冠军出身的楼云，汉城奥运会卫冕跳马冠军后，次年选择退役，1992年创立了自己的体育品牌，在创业路上几经浮沉，辗转中美两国；中国乒乓球殿堂级选手邓亚萍，2010年开启创业之旅，参与创办“人民搜索”引擎，2016年又联手俞敏洪、盛希泰共同打造了国内第一家体育产业创新平台。
训练、比赛、与伤病作斗争，运动员的生活十几年如一日，对他们而言，每一天都有阶段性的竞技目标需要实现和拆分，而创业者需要解决如产品、业务、财务、社交、市场等综合多变的问题。创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邹市明不时就会对着办公室的电脑陷入迷茫，“我打开电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邹市明告诉《中国企业家》。
这条创业路，邹市明和冉莹颖已走了7年。起点便是2017年邹市明退役前的最后一场拳击比赛，那场比赛的线上点击量超过8亿，但版权费仅卖了10万元。邹市明夫妇也曾经历过多个创业的高光时刻，邹市明回忆，“曾经历过公司估值超6亿元，投资人追到冉莹颖产房门口谈融资的。”
邹市明和冉莹颖从一开始就分工明确。拥有专业拳击知识储备的邹市明负责技术团队，包括培养专业教练、制定培训标准等等，此外他也是公司最大的IP。而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曾主持过央视《证券时间》的冉莹颖则负责公司经营的具体事务。
邹市明对拳击非常自信。在面对陌生的商业问题时，他找到了两者底层相似之处，他用自己熟悉的语境来解释商业名词，如用体力解释成本，用直拳勾拳还是摆拳来解释战略路线，用回合制解释长期主义。感性的邹市明，在用打拳理解商业的理性。而冉莹颖在这场创业中，扮演着妻子、母亲、合伙人等综合的角色。
创业路上本就荆棘丛生，理性与感性，情感与客观，当自我、家庭和事业等角色多重相互交织，夫妻创业更是叠加了难度的考验。满分10分，过去7年的创业冉莹颖给自己打了7分，而邹市明给自己打了3分，“合起来正好就是10分了，开玩笑了”。
国内的拳击商业化刚刚起步，复盘这7年，邹市明感叹自己为情怀买了太多次单。对于这一点，冉莹颖私下和他提过多次：“情怀就像底裤，你要有，但不能总拿出来说。”创业7年后，他们卖掉了遵义、北京、上海、美国等多处房产，冉莹颖说一切回到了他们最初决定飞往美国的那一年，再次重新出发。
近期，在邹市明位于上海的家中，《中国企业家》采访了邹市明和冉莹颖，共同聊了聊运动员退役转型的双刃剑、商业化中遇到的难题，复盘了这对夫妻创业路上的7年之痒。
以下是与邹市明冉莹颖夫妇的访谈实录（有删减）：
谈退役和转型：“作为一个运动员，对创业是模糊的”
《中国企业家》：现在回想起来，专业运动员那段时光，对你来说是一段怎么样的经历？
邹市明：每次备战都很痛苦，但能去参加奥运会是很幸福，有压力但同时也有自豪，我们可以代表国家征战在赛场上。以前曾想早点结束自己的运动生涯，这样可以减少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同时身体也能不再承受这些高强度的训练。
但现在反而很怀念那段时间。因为那会很安静，每天都有很充足的休息，有很缜密的时间安排。现在不是自己想休息就能休息，想自己安排时间就能安排，想自己能调整什么节奏就能调整，充满了不确定性。那段时间就是三点一线，思好练好，然后比好。
《中国企业家》：不少运动员都曾提到过，刚退役的时候，大家普遍都会有一段择业焦虑期，你经历过吗？
邹市明：肯定经历过。我们从小就开始接受非常系统的训练，然后从初级运动员一步步到全国冠军、世界冠军或奥运冠军。这些都是我们通过多年的专注和积累做到的。一下子要改变自己的状态或者是社会定位，肯定会有焦虑期，比如不知道未来方向在哪里。
那段时间，我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不知道自己最终想要做到什么样子，我知道我可能会创业，但我没有概念，作为一个运动员，对创业是模糊的。以前我们到训练馆，就知道该做准备活动，但到了公司打开电脑以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下一步该干什么？我能做点什么？所以那段时间是焦虑的，有时脾气也会比较暴躁。
《中国企业家》：退役时，你还有哪些选择？什么时候有了创业的想法？
邹市明：如果是按以前，我的规划可能就是从运动队下来就进入某个相关单位或者当教练，往国家队主教练这个方向去走。当时选择离开队伍就是因为我还有去打职业金腰带这个梦想，但这在体制内没办法实现的，所以我当时把所有的职务全部都辞了，算是为了梦想背水一战。我们两个人（和冉莹颖）手牵手，一人拎个箱子就去美国了。
还没退役时，就有了创业的想法。她（冉莹颖）一直问我，明哥奥运冠军拿了，金腰带拿了，你想参与的大满贯都拿了，该回家了吧。其实当时我的内心是不舍得退役的，但她想换一种方式生活。她觉得如果我还有拳击方面的梦想，未来可以开一家自己的拳馆，我在里面备战，还可以和很多爱好拳击的人去分享。
我说那得是一个很自由的地方，充满阳光。然后，她就帮我去做市场调查，帮我去找各种适合且满足我对拳馆想象的地方。她希望我的注意力可以转移，不要每天都在拳台训练场，她想把我抽离出来，因为我过去20年都在以这种方式生活，也没有体验过其他的人生，甚至没有其他爱好。
我觉得我很可怜，以前不敢说，但是我现在想找个机会，说我之前不敢说的东西，我很emo，我很焦虑，甚至我喜欢把自己关在一个很小的房间。在美国的房子很大，但我喜欢待在guest house（客房）里，这是停车库改装的一个房间。里面是狭窄的空间，我不喜欢我的思绪乱飞，我希望独处的时候，站起来就可以拿到水喝，躺下就可以睡觉，推门就可以上洗手间，走一步就可以打开冰箱。我不想焦虑，只有那一小块地方是我可以掌控的，甚至有时候我找不到人对话，我就对着镜子说话，我觉得镜子里面的那双眼睛懂我。哪怕她（冉莹颖）再心疼我，她也不知道我身体有多疲惫，也不可能知道我有多焦虑。
我创业这段时间，也没人理解。以前我还有队友、教练可以和他们聊聊天。现在变成了一个上有爸妈，下有孩子，中间还有跟着你一起创业的伙伴。他们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就像我也有我的家庭。我还有我的梦想，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没什么区别。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梦想，我们肯定要去承担这种孤独和寂寞，这也是以前奥运教给我的一些本质的东西。
谈情怀和资金：“情怀在辉煌的时候可以谈，但在低谷的时候千万不要说”
《中国企业家》：刚才邹市明说他的梦想背后是您做了大量的工作，那段时间您是怎么考虑，整个过程是怎样一段经历。
冉莹颖：就如同他所说的，他经历了备战，这么多年的训练积累，其实身体是一个透支的状态，他的精神世界也是这样。在美国训练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视网膜的问题。因为视网膜包含视神经的问题，所以考虑到健康和未来长期的生活，所以我当时提出来，建议他考虑一下其他的生活方式。
回到中国以后，我就开始帮他做一些调研。以上海为例，当时调研的时候是2014年，很多声音告诉我已经没有年轻运动员了，我们出现了断层，我们很希望这个运动在中国能够被推广、被普及。但从家长的角度来看，背英语很重要，学数学很重要，但学拳击后你是去打架吗？10年之前，鲜少有家长把孩子送去专门练拳击，当时我把这个想法也分享给了他。
那他也讲，他说他希望以后如果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开拳馆，包含推广这个运动，让更多人参与其中。因为他觉得是这个运动让他取得了这些成就，也获得了相应的幸福感，所以他想反哺。同时，他的一些“战友”、师弟，也面临找不到工作的问题，甚至有的只能去给别人看场子。所以他希望能给他们一份工作，让他们有一个体面的生活。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开始做调研，开始准备创业。
《中国企业家》：当时做的规划大概是怎样的？你们构想的商业模式是怎样的？落地了哪些东西，执行了哪些东西？
冉莹颖：当时创业我觉得有点突然。嗯，因为当时是市明哥的一场比赛，我临时上阵开始创业做这个比赛。比赛结束后，市明哥我们就考虑说在线下做一个拳击馆，然后可以让更多人来学习拳击。
当时我们有三家公司，一家公司用于我们的赛事推广，还有一家公司是我们的线下拳击馆，还有一家就是当时我们有自己的品牌了，想给更多拳击爱好者提供衣服、拳击手套、专用的鞋子等专业产品。从2019年开始，我们正式把拳击文化推进了校园，我们敢比较自信地讲，把拳击文化推进校园这个事情，我们是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
《中国企业家》：刚才聊了很多情怀，但情怀需要资金支持，你们最初创业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邹市明：就是我们两人的积蓄，我们就是自己的天使投资人，到现在也还在坚持。说到情怀，我们运动员就特别喜欢讲情怀，如果没有这个情怀，怎么能每天去重复同一件事呢？你都不把自己感动了，要怎么去感动你每天的生活呢？但是她（冉莹颖）跟我说，情怀就像内裤，要有，但别天天拿出来，对吧？
但说实话，今年我也感受到情怀这回事，在辉煌的时候可以谈，但在低谷的时候千万不要说。
邹市明摆挥拳姿势 摄影：佘贵森
冉莹颖：我来说两句。我们一开始创业就是给市明哥办比赛，我们整个团队不超过15个人。然后我们组织了一场拳击比赛，当天在线点击观看量2.46亿，三周达到了8个亿，当时版权费10万元就卖给了平台。但从招商、门票等其他方面来看，整场比赛可以说实现了比较大的收获。
最初15个人的人力成本，相对比较简单。随后我们准备做线下的拳击馆，因为市明哥说西洋拳是在码头登陆的，所以选择了一个码头边上的位置，费用是比较高的。如果你只靠一个拳击馆，可能很难引流，对吧？产品需要宣发、引流。我们认为餐饮是刚需，有引流的作用，所以在综合体里开了一个餐厅，就是我们贵州的酸汤火锅。然后考虑到赛事的情况，物业方就说旁边这一栋给你们用，那你们可以办赛事，我们就把这一栋适当装修，做了一个赛事中心。
一开始，我们只是想做一个拳击馆，自己出资完全没有问题。但后来随着业务量扩张，到2019年，团队从最开始的15人变成50人，人力成本一下就上来了。
2019年，我们开始推广进校园，这时候有资本问我们，你们怎么看待你们这个产品？让我们做一个BP（商业计划书）。我们说OK，我们有完整的课程体系，有很棒的教练，都是经过自己培训的，然后有成功的案例。后面还谈了具体的估值、对赌条件这些细节。
那一年，我跟市明哥发生了很多事，我正好怀三胎，然后又突然大出血，早产被送到了医院。他（邹市明）那个时候在美国领十大传奇拳王的奖，然后就有投资人跑到我产房门口去等我。2019年5月，我跟他（邹市明）商量，对方提了一个我觉得可以完成的任务，就是一年在上海进30所学校。
当时跟市明哥商量，他说事情很好，但是我们拿了人家的钱，这就是责任。责任意味着更高的要求：一是我们交付学生必须要交付好；二是教练的培训我们不能落下；三是在所有的运营管理过程当中，我们不容闪失。我们要对得起投资人，对得起教练，对得起孩子，和孩子的家长。
他的这番话给我敲了警钟。为什么？因为在国内，拳击还没有考级制度。那个时候我觉得市明哥很睿智，不愧是拳击方面的大师。
我当时和他说，你说得对，那我们就婉拒人家，我们继续好好做拳击的标准。2019年，我生完老三后，我们就和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市教委等推动了这件事。作为执行第一主编市明哥参与了《青少年拳击运动技能等级标准与测试方法》的编写工作。
谈复盘和分工：“做得最幼稚的一件事情是location”
《中国企业家》：刚才我们聊了创业的故事，对邹市明来说放下那份工作不是个容易的决定，同时你之前也在行业顶尖的单位工作，辞职时有压力吗？
冉莹颖：我觉得婚姻生活和创业很像。我以前的工作中，朝九晚五，因为当时喜欢这个工作，然后我就去做了。但后来，我选择和市明哥结婚，有这个家庭后，他就是我的合伙人。两个事业中，我选了他，我相信我的选择，也相信我的合伙人。
《中国企业家》：创业之初，两人讨论过分工吗？
邹市明：不只是讨论，还吵架。因为她比较能说会道，我比较内敛，适合在后方。特别是我们来到上海，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我的很多朋友、我的很多人脉都是在老家（贵州）。来到上海，我反而变得没有以前健谈，本来我的话就少，现在更少，一回到家我就把我自己关在房间里。而且我又是很木讷的一个人，想说的话还没组织好，一说出去就被反击了，有点像小学生和大学生打架的样子。后来我就潜心转到后方，做内容这一块。基本上我们的方向或者框架，都是她在搭建。
《中国企业家》：现在再回看创业头两年，会觉得自己做过一些幼稚的事吗？
邹市明：我的比较多，一开始花了一些钱，做了一些无用功，然后也有一些不太成功的案例。如果现在再去做这件事，会考虑得更仔细，要考虑到3～5步之后，就像我每次出拳后，我后面的防守已经有自己的部署了。如果想到什么就做什么，那太草率了。
比如说赛事，这个赛事做给谁看？在哪里做？成本多少？怎么样去盈利？我一开始做就是拍脑袋在做，那时候就很傻，你知道吗？我们的客户渠道在哪里？别人为什么要花这几百块钱去买票？然后前期要在哪里投入宣传？但那时两眼一抹黑开始干了，把好朋友薅过来，一起来关注这个。现在看这种做法是不能长久的。
冉莹颖：回想这7年中，我觉得做得最幼稚的一件事情是location（地点、位置）的选择。如同刚刚邹总提到，他说想要去上海，因为西洋拳是在码头登陆的。当他跟我说要来上海时，我拖着两个儿子就来了。然后开始找房子、租房子，到处认路，结识新的朋友。
其实我们有个朋友的拳击馆是在一个公司的楼下，他的生意还可以。但市明哥和我说（拳击馆）想开在码头，那我就在黄浦江两岸去找。可是外滩真的太贵了，我看了很多地方，要么层高不够，要么房租太贵。我们只能往前滩走，当时他说拳击馆要在码头，因为这是拳击文化，所以我们就设在了码头。但如果按照我自己的逻辑，一定会把它设在比如说大学附近，有很多大学生的地方，或者商业体附近，就是有人流的地方。现在看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做的幼稚了。
邹市明搏击健身中心 来源：邹市明搏击健身中心微博主页
《中国企业家》：不少国家拳击商业化做得不错，但你们创业时国内拳击商业化还未真正开始。某种程度来看，这其实意味着拳击商业化在国内有很大的潜力，但同时也有很长的路要走，两位觉得想要破这个局需要哪些条件？
冉莹颖：没有创业前，我知道美国市场做得很好，我认为拳击在中国是有潜力的，但是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是某一家企业可以改变的。2017年，明哥的这场比赛办完后，扣动了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扳机。
我看到在线上的观看人数有2.46亿，三周累计达到了8个亿。2018年，我被任命为WBC（世界拳击理事会）大中华区主席，我是唯一一个30岁的女性主席。因为WBC全球主席看了这组数据后，看到了中国市场巨大的潜力。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试一下，会有些困难。比如，你会为了看一个电视剧付费吗？7年前你一定会觉得这个电视剧就应该正常播放的，现在刚上线的《玫瑰的故事》，你愿意扫码付费观看。那时我看到了趋势和未来，所以觉得这个事是可以做好的。
邹市明：我觉得现在搏击的市场，也慢慢受到国内老百姓的关注。而且现在更多的年轻朋友们，也需要一个比较解压、热血的状态，拳击可以给更多人一些内心的力量吧。
我本人来说，时代会过去，你的成绩会过去，但我们要做这件事的初心不会改变，邹市明一直还在做这件事。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评论说，我们这几年都有推广过什么出名的拳手吗？我当时心里面想，我没有想过让谁变出名，但我一直在影响着更多的孩子。如果我想去带哪个人拿奥运冠军，我进国家队就好了，我相信我的资历，我中国拳击第一块奥运金牌，不可能国家队的教练组进不去吧？
那为什么我要做市场？因为我要让更多小朋友接触到拳击，你看足球推广多好，但拳击不一样，很多人都会误解，学拳击是不是要打架。我就想改掉这些观念，他们是智力和勇气游戏的参与者，这是一个绅士的运动，不是大家说的血腥暴力。它能让你的思维更敏捷，你的专注力、跑跳、运动协调性都能得到锻炼，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
但怎么把它商业化？我这几年在做这件事情，我也没后悔，我就从头开始。我的内心告诉我，我要去实现梦想，那现在我要做成商业，就是把它更好地推广出去。这7年我也在做这件事情。
谈创业和打拳：“你想出直拳勾拳还是摆拳，都要通过市场来检验”
《中国企业家》：运动员身份对你创业来说，是绝对优势还是双刃剑？
邹市明：一定是双刃剑。运动员具备毅力，能坚持去做一件事，但也容易轴，不撞南墙不回头，这就会让有些事往相反的地方走，然后越走越远。运动员和商业结合，我要走很多很多弯路，属于摸着石头过河。但我觉得在尝试的过程中去校准，再结合我们运动员坚韧的品质。当然也会有很多夜晚很愁，很焦虑。当运动员时，第二天醒来，哪怕身体再疲惫也要穿上运动鞋去训练。现在变了，要换上正装去谈判。
《中国企业家》：2017年，你们的业务其实做得挺广的，包含线下拳馆、IP孵化、拳击培训和赛事推广，现在是不是相对会收窄一些？
冉莹颖：我们做了一些业务上的调整。比如邹总提到他最焦虑的日子，就是一睁眼就要发工资了，其实很多企业家可能都会感同身受。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成本控制非常重要。如果你的固定成本在你的所占成本比例当中过大，那势必所有的压力和外界变化性的因素压力都会传递到这个创业者身上。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更理性地去看待成本，把成本拆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让可变成本的占比增大，让固定成本的占比减少。
拳击馆现在还开，但筹备的方式方法跟7年前完全不同。青少年这块的教育培训，我们的课程全部都出完了，等待合适的机会再推出来。这些成本，我们把固定的部分先减少，把可变的成本增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拳馆，我们的合作模式非常的open，由商家来提供装修，然后我来提供运营，提供我们的团队，我负责我们团队的薪资发放。没有房租就意味着固定成本减少了。再按照每个月GMV中确定性收入当中百分之多少比例提成，大家都很开心。我觉得对明哥来说，优秀运动员的身份其实是有它的优势的，我们这样的IP在跟一些商家合作的时候，就可以以这样的条件进行谈判，把固定成本变成可变成本。
冉莹颖所拍时尚照片 摄影：佘贵森
《中国企业家》：刚才邹市明类比了创业和打拳，出招之后的3～5步都要想好战略部署，那你觉得创业和拳击在底层逻辑上还有哪些相像的地方？
邹市明：我觉得就是成本，你的成本就是体力。一上去不可能瞎打，然后耗尽自己所有的体力，你要打十二回合，每个阶段3个回合，再分4个阶段。那我们一开始处于发育期，后面是成长期，考验的是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有稳定的体力储存。
现在我们就是要把体力保留好，很多地方缺乏内容、缺IP，那我们就用节约体能的方式去给它赋能。我们现在还在初期，要为这十二个回合保留更多的体能。
同时，你该要发展的时候，比如说整个项目我们到底是做青少年培训，做赛事，还是做大众的健身？这里一定有你自己的选择。你想出直拳勾拳还是摆拳，都要通过市场来检验。出完拳以后，你还有防守，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我们也经常复盘，比如是不是一开始我们去的地方固定成本太大？我们现在就是小而美，在尽量不去耗费自己体能的同时，还可以给别人赋能。
冉莹颖：我想做一个补充，还请邹总多多指教。
邹市明：你以前没有这么客气的。
冉莹颖：因为用你的专业来做这个比喻嘛，所以想请你指教。我觉得运动员打比赛跟创业很像，以拳击为例，每一回合是3分钟。在商业当中有一个点很重要，叫做保本点、盈亏平衡点，你做到哪个点这个买卖不亏钱，对吧？很直白，同样的对于拳击来说，你撑完这3分钟你才有可能赢，这3分钟是你的盈亏平衡点，对不对？同样的，在商业过程中，有句话叫做“维持，不是坚持”。你都知道你的策略错了但你还在做，那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同样的在拳击十二回合的比赛中，你要根据对手的变化，外部情况的变化改变你的战术，我觉得在商业上也是如此。
《中国企业家》：你认同冉莹颖的话吗？
邹市明：我对拳击这个领域真的特别自信。但她说到商业这一块，其实我在听，我在琢磨，我自己在回味，我不敢对她在商业这块做评价，是因为我不专业。但她从商业和拳击的结合来理解每个回合，我觉得是对的。
谈7年创业的改变：“打3分，我都觉得多了”
《中国企业家》：从奥运冠军到创业者，不只是身份上的变化，你觉得这个过程中最难跨越的部分是什么？
邹市明：刚才我也提到过，我们不能老考虑情怀，还是要理智地去面对每一分钱。以前我是一个很大方的人，现在我会知道有些钱能不花我就不要去花，还有最主要的就是要理智。就跟打拳一样，我们不能上台的时候想撒欢就撒欢，我们要奔着去盈利，去胜利。打拳也好，商业也好，脑子清醒的同时还是要更理智。
《中国企业家》：创业7年，满分10分的话，两位各自给自己打多少分？
冉莹颖：我给自己打7分，我在搭班子和带团队上确实做得不够好，还需要进步。
邹市明：我给自己打3分，合起来正好就是10分了，开玩笑了。我觉得我做得非常不够，同时这也意味着我在成长上会有更高的空间，我做运动员从默默无闻到站上最高领奖台，它也是有周期的。过去的二三十年我都没有接触过的东西，现在打3分，我都觉得多了。我现在才刚刚出发，这才哪到哪，创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起伏期有成长期，我觉得我最多才迈出了第一步。我都想打1分，3分都多了。
《中国企业家》：现在再去看创业这件事，和你最初理解的有不同吗？
邹市明：非常大的不同。不管你做任何的商业，都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0都还没有，现在行业还没有对标的。以前对商业的理解太简单，完全靠运动员时期的知识体系，差太远了，这7年给了我们一些经历。
《中国企业家》：你觉得邹市明这7年来变化大吗？
冉莹颖：他变化还是挺大的。对比刚刚退役的那个邹市明，现在的市明哥对商业的理解肯定比那个时候进步很多，包含他自己的一些收获吧。不管这些收获是快乐的、痛苦的、悲伤的、愉悦的，我觉得都是人生特别难能可贵的。所以我觉得他进步还是挺大的，收获蛮多的，包括我自己也是。
《中国企业家》：两位都是在创业实战中慢慢学习，邹市明也说自己现在会看一些商业上的书，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有没有商业上的偶像？
邹市明：看这些东西现在就像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的都是甘露。企业家中，我蛮尊重曹德旺曹老的。在海外，让我们中国的企业崭露头角，我觉得我还是很敬重他的。
冉莹颖：我的商业偶像是马斯克。他出身于普通家庭，但他对自己热爱的东西很坚持，被嘲笑也好，不被理解也好。他两次辍学，24岁那年，他进入斯坦福大学读博士，但没过多久他就退学去创业了。任何人的创业都是九死一生的，无论他是做储能、造车，还是做火箭，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才有了今天。他让我觉得创业就是一个不断精进的过程，它是一种生活状态。对于企业家来说，如果你想要去创业，你就要有不怕输、不怕失败的这样一种心态和精神，在这方面我觉得他是让我很钦佩的。
《中国企业家》：体育界也有很多创业成功的先例。
邹市明：我们拳击界有一位，美国的福尔曼（乔治·福尔曼，George Foreman），现在很多美国人都会用加热牛排的Q烤炉，就是他做的，他让我觉得企业家也需要碰到好的机遇。还有乔丹，他和NIKE联名的鞋子。还有就是我们国家的老大哥李宁，他创立了我们国家知名的运动品牌。
《中国企业家》：可能很多人都问过你这个问题，创业和打拳哪个更难，现在有新的答案了吗？
邹市明：有有，创业难。创业是一辈子的事，特别是我们这种已经在某个领域取得过成功的人，有时候会盲目自信。现在我觉得创业一定要顺势而为，这个时代，你不可能去跟很多东西对抗，还是要更理智。
冉莹颖：因为阶段不同，你每做一件事情，都是一个新开始，就像明哥，他从运动员转型成了企业家，肯定会觉得难的，毋庸置疑。但就像他说过的，好走的路到不了我想去的地方，那么我们就想好怎么走。所以难是正常的，没关系，但是接下来怎么走？我们有方法、有打法，这个很重要。
邹市明：我们每天都在朝一个方向走，我知道这未来一定会是一个方向，不忘初心的同时，还是要顺势而为。就是时代的红利在哪里，可不可能碰到这个红利，我们能不能站在这个风口中？
《中国企业家》：今天见你比7年前多了很多白发。
邹市明：皱纹也多了很多。但我觉得这是人生的轨迹，会低潮，会有低谷期，然后也会焦虑。但回想我十三四岁走出家门，接触到体育，然后十六岁开练，4年后拿了全国冠军，4年后我就可以打奥运会。把时间拉长来看这7年，这7年是为了让我找到正确的路——我的奥运会又要开始了。期待着我的成长期，给我更多的雨露，无论挫折也好、压力也好，或者是曾经走错的路也好，都能让我长大，让我可以承担更多的风险。
冉莹颖：我跟市明哥第一次创业是我们一起手牵手去美国，那时候我们是裸辞，在美国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从零开始的。经过这7年的创业，我们把北京的房子卖了，贵州的房子卖了，上海的房子卖了，美国房子也卖了，我们又回到了原始那个状态。如果说生命是一个轮回，那我相信每一次创业它都是一个轮回，现在的我们更应该没有负担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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