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方圆》杂志原创稿件
在被询问希望谁来照顾自己晚年生活时,年过八旬的涂礼海一直强烈拒绝由女儿担任这个角色,“比起女儿,我更信任王警官,如果个人不能担任监护人的话,我选择居委会。”
这位父亲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对女儿失望到如此地步?
退休工资上万元却老无所依
出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涂礼海,名牌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高级工程师,妻子苏红梅是一名护士。退休后,二人在上海市中心城区一个不大的老房子里,与女儿涂柳一起生活。
数年前,苏红梅不幸罹患阿尔兹海默病,生活逐渐不能自理,病情严重时,甚至失去基本意识,只能躺在床上靠各种导管维持生命。所幸二老尚有积蓄和退休金,涂礼海对老伴悉心照顾,并没有什么抱怨。
按理说,二人退休后的工资加在一起近2万元,应该可以覆盖他们的生活支出。然而近几年,他们不仅奋斗了几十年的积蓄全无,还身欠几十万元外债,过着拮据的生活,甚至面临不得不卖房还债的窘境。
夫妻俩是如何从退休工资上万元变成“老无所依”的?这要从他们收养了一个女儿开始说起。
由于不能生育,涂礼海夫妻一直没有孩子。1983年,他们在浙江杭州捡到了一名被遗弃的女婴,善良的夫妻俩为她办理了收养手续并把她带回上海悉心养育。
养女涂柳在中学期间就开始使用信用卡,并不断对外高额负债,皆由涂礼海夫妻为其偿还。涂礼海夫妻至今已经为她偿还了共计100多万元的巨额债务,积蓄早已用尽,只能依靠每月的退休工资生活,然而涂柳仍欠着30多万元的债务,并欺骗老人将唯一一套住房抵押。
涂柳不愿外出工作导致没有能力还债,就一直纠缠老人卖房还债,多次引发矛盾报警,社区民警与辖区居委会亦多次接警或参与处理。
更甚的是,涂柳虽与老人同住,却对二人态度粗暴。2023年6月,涂柳从亲戚处确认自己并非亲生,夫妇俩情况更是堪忧。据涂礼海说,涂柳不仅不照顾他们,连家里卫生间漏水对邻居造成影响,都要他们出钱维修,在冲突严重时甚至发生肢体冲突。
2023年11月,涂礼海意外摔倒导致头部钝伤,随后被涂柳连同母亲苏红梅一起送进了医院。在住院的半年期间,涂柳将二位老人的所有证件、工资卡、津贴卡、医保卡和现金全部拿走,并挥霍一空。
同时,借涂礼海在家中摔倒之机,涂柳将他四天转院四次,后续还多次转院,最终将老人辗转送到了远在上海市崇明区的医院。苏红梅的妹妹得知这件事后,到医院看望老人却被拒之门外。两位老人就这么与外界“隔绝”了。
涂礼海和苏红梅夫妇年纪大了,生活上需要他人照顾。(来源:受访者供图)
2024年4月,涂柳在二老还在医院住院的情况下,向徐汇区法院请求宣告苏红梅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宣告涂礼海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并向法院申请指定自己为二老的监护人。
当女儿“失格”
从常理上看,即使不走法律程序,涂柳照料父母、父母将证件和银行卡交给女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为何涂柳要多此一举?
这个不符合常理的情况,引起了徐汇区法院主审法官的注意。其间,苏红梅的妹妹趁涂柳不在时终于见到了老人,涂礼海得以向社区民警呼救。与此同时,徐汇区检察院依托该院与辖区内各街道对接的“汇心检察”平台,收到了该案线索。
4月10日,相关权威机构对两位老人进行行为能力司法鉴定,出具鉴定意见书。4月25日,徐汇区法院立案受理宣告两位老人为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案件。5月24日,涂礼海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苏红梅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那么,为达到控制老人财产的目的,涂柳企图成为其监护人,这样的失格监护能照顾好老人吗?年过八十、身患疾病的两位老人,晚年生活、财产又该如何保障?
6月12日,徐汇区检察院正式受理涂礼海、苏红梅夫妻被申请指定监护人支持起诉案。为老人找到一位合适的监护人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受理案件后,我们听取了社区民警、社区居委会、苏红梅妹妹的意见,调取了两位老人的银行卡明细,确认涂柳不是一个适格的监护人。”徐汇区检察院民事检察部检察官浦亮告诉《方圆》记者。
在得知老人没有近亲属可以担任监护人的情况下,则根据民法典第32条的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徐汇区检察院征求了居委会的意见,居委会同意做两位老人的监护人。
“本案属指定监护特别程序,涂礼海系老年人,且患有精神疾病,属弱势群体,其急需监护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其有监护能力的近亲属可能侵害其财产权益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居委会可以作为涂礼海、苏红梅夫妻的监护人。鉴于居委会独自进行民事诉讼活动存在调查取证的障碍且其工作人员也向检察机关提出相应的法律帮助的要求,经综合调查及评估,本案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条件。”浦亮表示。
浦亮说道,涂柳试图用法律作为武器达到自身的利益,但法律并不是恃强凌弱者的工具。民法典规定,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涂柳的行为显然不符合监护制度的意旨。
为了公平公正地审理此案,法官经过调查,依照被申请人涂礼海的意愿,依法追加了居委会作为共同申请人参加诉讼。7月30日,由于老人不方便路途奔波,徐汇区法院和检察院以“支持起诉+巡回审判”的方式到二位老人所在的医院开庭。
但这场在医院举行的庭审一开始并不顺畅。
开庭前出现了一份意外证据
“对于支持起诉,我并不是一直很坚定,甚至在开庭前,基于证据变化,我还想过要不要当庭放弃支持起诉。”浦亮告诉《方圆》记者。
就在开庭前几天,浦亮收到了涂礼海手书的一份证据,并配有自己举着这份手书的照片。在这份证据中,涂礼海改变了不让涂柳担任监护人的说法,并称“申请居委会与涂柳共同监护”,并且将部分银行卡交给涂柳操作使用,用于日常生活及医药用品开销。
“如果这是老人真实的意思表示,那本案将不再适合由检察机关继续支持起诉。”浦亮说道。由于是开庭前的突发情况,浦亮有些动摇,不清楚老人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浦亮来到了老人写下手书的病房,询问住在隔壁的病友当时的真实情况。
“当时涂柳一直在给老人洗脑,从上午到下午,老人开始的时候不同意写,后来看实在闹腾得厉害,影响了我们同病房人休息,这才写下了这张纸,我看他不是自愿的。”同病房的阿姨告知。得知了事情真相,浦亮再次询问了涂礼海,老人也表示自己当时不是自愿的,是在涂柳的要求下写的。
为了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涂礼海重新给检察官手写了一份证明——自己仍希望由居委会担任监护人,而非自己的女儿涂柳。
2024年7月30日,该案在涂礼海、苏红梅暂住的崇明区某医院“巡回审判”的法庭正式开庭。
2024年7月30日,该案在涂礼海、苏红梅暂住的崇明某医院“巡回审判”法庭正式开庭。(来源:受访者供图)
“我是社区民警,涂礼海老人曾给我打电话让我救他……”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斜土路派出所民警王慧蓉,在涂礼海居住的社区工作5年了,对涂家的情况比较了解,“主要是女儿涂柳欠债,经常问老人要钱导致的矛盾,我接过几次警,都是老人找我,有时说女儿不让他睡觉,有时说做了饭不叫他吃,我每次都管了,也因此经常被涂柳投诉。”
“你信任王警官吗?”“我就信任王警官。”
当法官当庭问到涂礼海这个问题时,虽然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但经鉴定尚未达到丧失基本意识的涂礼海,缓慢而坚定地回答道。
法庭作出当庭宣判,在尊重被监护人涂礼海老人意愿的基础上,根据在案证据,证明涂柳具有故意隐瞒父母并私自处分父母财产的行为,且不具备妥善管理父母财产的能力,因此,从尊重被监护人意愿、从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出发,作出指定某居委会为涂礼海监护人的判决。
判决生效后,居委会成为新的监护人,开始管理涂礼海、苏红梅二位老人全部的银行卡。
“拿到银行卡时,发现除了一张输错密码被锁住的银行卡外,老人的工资卡、储蓄卡所有的金额基本是清零的。”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说,“为了给老人添置一些生活用品,我们个人虽然垫了一些钱,但是看到老人开心,我们也高兴。”
为保障老人晚年生活质量,徐汇区检察院与相关街道办事处根据涂礼海老人的意愿,在经过相关医疗检查后,将其和仍然昏迷不醒的妻子苏红梅转入一家新的养老院生活。
“我们不希望让涂柳知道我们住在哪里。”这是涂礼海搬“家”前嘱咐给新监护人的一句话。
让高龄老人的后半生有依靠
图为老年夫妻漫画图 网络图
案件结束了,但保障老人权益的相关工作,并未停止。“徐汇区是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区,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34.83万,占比36.7%。”浦亮向《方圆》记者表示,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进程持续加深,涉及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纠纷化解、法律援助、支持起诉、巡回审判、司法确认等工作量持续增加。
“我们在办案时发现,子女作为监护人侵害年迈失智父母权利的情况时有发生。老年群体之所以弱势,是因为他们难以发声,因此更需要社会各方力量齐心协力、施以援手。”
《方圆》记者了解到,徐汇区检察院在2023年曾办理过一起精神障碍患者监护权支持起诉案,并根据该案在全市首创了医疗生活备用金提存机制,与相关单位会签了《关于共同保障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的工作机制》,对类似于居委会这类组织被指定为监护人,代为使用被监护人钱款的情况进行了规定,采取大额资金交由公证处提存保管,小额支出定期监管等方式,确保失能老人的每一笔钱都能够用在自己身上。涂礼海案指定监护以后的相关监管,是医疗生活备用金提存机制的有效运用。
“在老年人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老老人’,指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包括高龄失能失智和高龄自理老年人。‘老老人’照料是养老服务的刚需,也是当下养老焦虑之所在。检察机关关护弱势群体,运用支持起诉等法律手段为不便发声的失能失智的‘老老人’发声,是‘检护民生’专项行动的要求,也是新时代检察工作的应有之义。”徐汇区检察院民事检察部主任陆静向《方圆》记者表示。
2024年9月13日,徐汇区检察院本着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助力完善法治上海建设体制机制的检察履职态度,以此案办理为契机,与区法院、区民政局、区司法局一同会签《助老排忧协同工作机制(试行)》(以下简称《工作机制》),将去年《关于共同保障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的工作机制》全面升级,从而将权益保障的受众,从精神障碍患者扩展到了更广泛的老年人群体。
据徐汇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祝黎明介绍,《工作机制》是该院与区法院、民政局、司法局开展多次研讨和沟通的基础上达成的共识,通过《工作机制》的签署,在助老排忧方面共建了“新模式+全流程+快车道”的工作方式。检察机关将充分发挥检察职能,通过支持起诉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四部门将携手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可感、可知、可及”的法律保障和社会关爱。
“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签约仪式上,社区民警王慧蓉激动地掏出手机,指着一段录像视频说,“来之前,我去养老院看了二老,苏红梅阿姨到了新环境以后,竟然已经能够自主进食,情况真的越来越好了!”
视频里,苏红梅缓慢地、颤巍巍地举起汤勺,小口地往嘴里送着菜粥,涂礼海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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