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截图

“去医院给骨盆拍片，医生要求我把裙子撩上去，我想用外套遮盖露出的内裤，外套却被医生拿掉了。”近日，程女士（化姓）向记者反映了自己在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人民医院拍片时的经历，这让她感觉自己的隐私受到了侵犯。

患者

拍片时医生拿走用来遮盖隐私部位的外套

6月26日上午，程女士去瑞安市人民医院拍片，拍摄的是腹部立位平片、腹部立位侧位。拍片前，由一位实习医生带领程女士进入机房。“他当时看我穿的是裙子，让我去更换拍片的衣服裤子，我说没事，我还有一件外套，可以遮挡一下内裤，他说可以的。”

在机器上躺下后，程女士被机房里的另一名男医生告知，拍片需要把裙子撩上去露出内裤，于是程女士先脱下了外套，将其盖在内裤的位置，而后又将里面的裙子撩了起来，但令她没想到的是，里面这名医生从机房走了出来，将程女士用来遮盖的外套拿走了，并且对实习医生说了一句“我们是医生，不是流氓”。

回家以后程女士却越想越不对劲，拍这个片子需要露出内裤吗？“我询问了一些医生朋友，还有同样拍摄过这个部位的片子的朋友，他们都告诉我，拍摄这个片子是不需要露出内裤的。”这让程女士感到隐私受到了侵犯。6月27日，她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此事。

医院

部门

医院已加强科内宣教，并向患者表示歉意

7月4日，瑞安市卫生健康局作出如下答复：经向瑞安市人民医院了解，患者拍摄骨盆正位片，肚脐以下及骨盆位置如果有金属物品带、拉链等，会影响CT结果的准确性，一般情况下会要求患者去除金属物品遮挡。对于患者的隐私保护方面，医院已加强科内宣教，建议更换医院的衣服拍摄以减少隐私暴露。医院工作人员已于6月29日联系患者，告知上述情况并安抚患者情绪，给患者造成不良就医体验医院表示歉意。

“我当天穿的是很简单的款式，连衣裙加外套，根本不可能有金属制品。”对于该答复，程女士并不认可，并向记者提供了当天的穿着照片，从照片来看，裙子是一件茶色吊带长裙，外衣则是一件长款半袖外套，上有一些图案，整体颜色为深色，其材质看起来是纱质，能透出里面的裙子，胸前有一颗盘扣。

于是，程女士再次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此事已经结案，无法再立案。无奈之下，程女士便拨打了医院的投诉电话，希望院方能对该医生作出全院通报的处罚，一周之后得到了一通电话和一条短信答复。院方表示，该医生带教学生的方式及语言指导有错误，同时拍片过程中和程女士没沟通好，态度偏差，没有检查遮盖的衣物是否符合要求，误以为程女士用来遮盖的外套是有拉链的冲锋衣，已经督促科室对其作出严厉批评、自我检讨、扣除其绩效工资等处罚。

由于程女士对这个处理结果并不满意，7月21日下午，她又来到瑞安市人民医院和院方进行调解，她提出和该医生当面对质，但院方以担心发生冲突为由拒绝。次日，程女士的丈夫收到了其所在村的人打来的电话，希望调解此事。

院方

对医生作出相应处罚，但无法满足患者要求

随后，记者拨通了瑞安市人民医院院办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在此事中，医院方面确实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也已经对医生作出了相应处罚，但无法完全根据程女士的要求对医生进行全院通报批评。“如果当时医生有检查一下她的外套有没有金属，更有人文关怀一点的话，可能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后果了。”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看过监控录像，当时程女士没有去换衣服，也没有表现出一定要用外套遮盖的意愿，而此前确有出现因成片不清晰需要患者前来重新拍摄的情况，而程女士拍摄的这个片子是需要露出肚脐的，医生可能出于专业考虑才去拿掉外套，但同时却忽视了程女士自身的感受。

对此，程女士认为，这不仅仅是医生的态度问题，而是自己的隐私被侵犯，如果医院不对该医生作出全院通报批评的处理，自己会将此事诉诸法律。

延伸阅读：

人民医院多人遭"围猎" 正副院长均与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普洱市人民医院外景

红星新闻记者 刘木木 发自云南普洱

责编｜邓旆光编辑｜王禾

今年2月初出版的年度第三期《中国纪检监察》杂志，云南普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齐晓勇在署名文章《揪出塌方式腐败背后的“猎手”》中描述：普洱市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杨文俊，原党委委员、副院长杨文红，也曾爱岗敬业、医者仁心，却在‘猎手’精心“围猎”下，渐渐丧失原则。

因杨文俊、杨文红二人于2020年6月28日同日被查，故在该医院，该案也被命名为“6·28腐败案”。据前述文章透露，普洱市人民医院一共有20人被留置，其中公职人员9人、行贿人员10人、共同涉案1人。

该案是近年我国医疗领域反腐风暴的缩影，案发后，普洱市人民医院多次召开“廉正座谈会”，以彻底消除“6·28腐败案”的恶劣影响。参与本案审查调查的工作人员向红星新闻记者透露，院长杨文俊原本是一名出色的管理型干部，但其教子无方，最终被儿子坑害。

杨文红 图据普洱市人民医院官网

窝案串案：院长和科室主任犯罪事实有交织

参与“6·28腐败案”审查调查的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普洱市人民医院塌方式腐败案，既是窝案，也是串案。

“窝案是集体发生的案件，腐败团伙形成利益共同体；串案是不同调查对象的行贿人有交叉。”审查调查人员称，普洱市人医院之所以称为“塌方式腐败的窝案串案”，原因是它不单涉及院领导、科室主任，甚至牵涉护士长等，且各人犯罪事实部分交织，“比如说，本案中的药企器械商，不但给了原院长好处，还给了一些科室主任、护士长好处。”

据普洱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齐晓勇披露，在本腐败案中，除杨文俊、杨文红外，医院的财务部原主任刘某文、后勤服务部原主任张某生、医学装备部原主任叶某光等均被立案审查调查。

普洱市思茅区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起诉书显示，本案涉案人员还包括了体检中心门诊部原主任林某辉、基建科原主任杨某康、核医学科原主任雷某学、体检中心原护士长张某某等。其他司法文书披露，2013年至2019年期间，刘某文、林某辉、张某某三人，曾先后4次截留了数十万学生体检费用并私分。

审查调查人员介绍，“6·28腐败案”是从云南其他州市的医疗系统腐败案件牵扯出来的。“行贿其他医院的药企器械商，交代了行贿、围猎普洱市人民医院的问题。”调查人员称，现在纪委监委办案力度大，一旦留置就是三个月起，查出的问题往往是“连根刨”。

据2021年2月普洱市纪委监委消息，杨文俊、杨文红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显示，二人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和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活动安排；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生活纪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发生并保持不正当性关系。

杨文俊 图据普洱市人民医院官网

教子无方：儿子利用院长父亲影响收受财物

杨文红的一名朋友介绍，杨文红性格随和，为人低调，“甚至可以用‘平易近人’来评价。”杨文红曾担任普洱市人民医院胸外科副主任、主任，后任院长助理、副院长。“他是临床专业出身，专业能力强，常亲自操刀做手术。”杨文红从重庆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1990年7月毕业后分配到思茅区医院（现普洱市人民医院）工作。

据公开通报，杨文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医疗器械设备、药品经营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数额巨大。杨文俊的问题更多，其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大搞“一言堂”，“三重一大”制度成为摆设。

在关于儿子的问题上，普洱市纪委监委披露，杨文俊违反廉洁纪律，多次借用他人车辆，并由他人支付费用，向单位职工借钱，数额巨大，其子利用其职务上的影响收受财物，“杨文俊对儿子失管失教，造成不良影响”。

普洱当地多名官方人士告诉红星新闻，杨文俊教子无方，最终反过来被儿子所害。其子好赌，澳门与拉斯维加斯，是他常去之地。其子花在女人身上的钱财颇巨，曾一个晚上耗资数十万。

熟悉杨文俊的当地一副县级干部介绍，杨文俊是景东县人氏，年轻时在景东县防疫站工作，主要负责麻风病的防治，当年常常要走村串户，工作十分辛苦。杨文俊通过招考进入普洱市卫生局任副局长，继而担任普洱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调查人员称，对一家医院而言，党委书记只管党务工作，但院长管理人事、医院建设等业务，实权更大，故而存在更多寻租可能。

2020年11月，普洱市人民医院召开“招标代理机构廉洁座谈会”，强调清廉共赢环境

犯罪事实：下属挪用小金库填院长借款漏洞

审查调查人员介绍，杨文俊之子最初因“特定关系人”身份被留置，调查部门认为这对父子构成共同受贿，后杨文俊之子的问题转给普洱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调查，他最终因涉嫌诈骗罪被逮捕。杨文俊之子用钱无节制，常利用父亲的影响力向药企器械商借款，但他并没有能力归还，或没能在约定时间内归还。让调查人员不可理解的是，杨文俊月工资数万，“但他住的是老房，家中设施陈旧，沙发上有破洞。”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本腐败案中的后勤服务部原主任张某生，整日沉迷于应酬，被称为“酒主任”。他混迹于酒局，但杨文俊等院领导却视而不见，由于疏于管束，张某生这个医院的大管家，逐渐被各路供应商围猎。

张某生最终因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审查调查人员告诉红星新闻，张某生曾靠租医院的地下仓库受贿，一方姓行贿人的行贿资金就达21万元，这些仓库租给他人用作家纺货仓。后勤中心还有一个小金库，资金来源为废旧用品售卖而来，账户用一名电工的名字开设。

“杨文俊因儿子的问题曾向张某生借钱，张某生没有钱，同科室的一名女同志说手里有闲钱，她将10万元闲钱借给张某生，张某生又借给杨文俊。”调查人员透露，后来这名女同志跟家里人提到借款的事，其家人称“这个年代怎么还敢往外借钱”，该女同志遂向张某生要这笔钱。因杨文俊还不出钱，张某生遂将小金库的资金拿出来还给这个女同志。直到案发，这笔钱才由张某生退还。

拉拢腐蚀：供应商步步为营精心“围猎”

普洱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齐晓勇称，纵观普洱市人民医院塌方式腐败案的发生，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纪法观念淡薄、意志不坚定是根本原因，但行贿人为谋取个人利益，精心“围猎”、拉拢腐蚀也是重要诱因。

杨文俊、杨文红留给周边人的印象是表面。据通报，二人与供应商“称兄道弟，肆意吃请玩乐”。医疗器械供应商陈某虎是该案涉及行贿范围较广的人之一。据披露，从到普洱市开拓市场的那一刻起，陈某虎就费尽心思精心策划，无所不用其极瞄准市人民医院各层级医生，投其所好“围而猎之”。

调查显示，在处心积虑送票子、钻空子，竭力腐蚀、精准“围猎”下，陈某虎逐渐成为市人民医院的“圈内人”，生意越做越顺，仅该院“直线加速器”一个项目，就非法获利1500万元。

调查人员告诉红星新闻，与陈某虎有关联的人，包括原院长杨文俊、原副院长杨文红、原财务部主任刘某文等。杨文俊收陈某虎的钱款，具体数额待公开。杨文红得到好处是8万美金，刘某文得到的好处是20万人民币。刘某文既是财务部主任，也是医院的总经济师，享受副院长级别待遇。

普洱市人民医院宣传栏。近三年该院多次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以肃清恶劣影响

熟悉杨文俊、杨文红二人的普洱当地官方人士称，杨文红和妻子都是医院的职工，“杨文红作为院领导，工资高达5-6万元，他正当获得的存款有几百万，最后司法机关认定他的受贿金额是103万，其退赃的170万元，包含了烟酒礼品的折算。”

杨文俊由普洱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其涉嫌受贿罪、国有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单位受贿罪。知情人介绍，最终认定杨文俊的受贿金额超过了1000万，一审判决后，杨文俊提起上诉，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其获刑有期徒刑19年。杨文红未上诉，最终刑期为3年半。

鉴于此案的恶劣影响，近三年，普洱市人民医院多次召开党风廉正建设工作会，强调医者仁心及廉洁的重要性。这些工作会要求深入开展“以案为鉴、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工作，进一步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履职担当和政治站位。一些老干部介绍，他们看过一次该案的视频材料，“警示意义深刻”。

视盲女孩被校长性侵后主动取证 其胸罩上检出校长DNA

那是一堵并不算厚实的墙。

墙的左边，是一间上百平方米的音乐教室，湖北省随县博爱特校的残障学生们曾在这里唱歌；墙的右边，是这所学校校长刘爱业的办公室。

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长达四年的时间里，这位在网上颇有“善名”的校长，频繁将残障女孩们召唤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并锁上门。音乐教室里有学生听到墙那头女孩的哭喊。

根据一审刑事判决书，随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8年9月至2022年5月期间，被告人刘爱业多次在校长办公室及学生寝室抚摸、揉捏未成年学生陈思思（2004年X月X日出生，盲人）的胸部及乳房。2021年下半年，刘爱业在校长办公室抚摸未成年学生周晓若（女，2005年X月X日出生，智力残疾人）及张阳阳（女，2006年X月X日出生）的胸部。

2022年12月，随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刘爱业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禁止被告人刘爱业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2023年5月22日，随县教育局行政审批科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经调查，博爱特校存在办学不规范的情况，已被吊销办学许可证。针对博爱特校学生的上学问题，上述负责人回应称，随县还有一所公办特殊教育学校——随县特校，满足入学条件的学生可以联系教育局转入就读。

校长办公室的进门处就是一排黑色皮质沙发，据受害女生们称，刘爱业曾在这里侵犯她们。沙发紧贴的墙的另一边就是音乐教室。 新京报记者 李照摄

“取证”

2022年5月17日早上， 17岁的陈思思戴上了一块新手表。那是一个小巧的手环式录音设备，在自幼视盲的陈思思眼里，只能勉强辨认出一团影影绰绰的黑色。

陈思思的堂哥陈均向新京报记者回忆，2022年五一小长假之后的某天，妹妹打来电话告诉自己，她被校长“摸了”。

电话那头，陈均非常震惊，他特意请了五天假赶回老家，并带回一只录音手表。

陈均决定报警，第一步是收集证据，他准备教陈思思用录音手表“取证”。在老家，兄妹二人反复测试录音手表的收声距离，“记住，校长怎么对你的，你要录下来。”

这所民办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是长期住校，少数学生周末回家。在家过完周末后，陈均亲自把妹妹送回学校，“我就在外面蹲着，有任何情况立刻给我打电话。”他这样叮嘱。

陈思思告诉新京报记者，返校后的周一早上，自己来到校长刘爱业办公室索要生活用品。刘爱业的办公室很宽敞，进门处就是黑色皮质的会客沙发。办公室里来来往往还有其他人，刘爱业招呼她，“你先等等，我去车里拿个快递。”

在陈思思的记忆里，那是一个漫长又短暂的上午。她坐在沙发上，仔细摸着左手腕上的录音手表，反复熟悉录音键的位置。

“校长从外面抱回一大摞书籍，他在办公桌前一边拆快递，一边自言自语。”陈思思说，她对此习以为常，这所特殊教育学校长期接受社会捐赠，几乎每天都会收到爱心人士寄来的各种物资。

3月19日，新京报记者走访博爱特校，校长办公室已被搬空，只剩下一摞捐赠牌，新京报记者粗略计算这些捐赠牌金额总数近百万。新京报记者 李照摄

陈思思告诉新京报记者，等刘爱业忙完这一切，办公室里只剩下了他们两人。刘爱业关上门，把她从沙发处拉到办公桌前，他的手从陈思思衣服下摆里伸进去抓她的胸。情急之下，陈思思按开了录音手表的录制键。

等陈思思从刘爱业的办公室出来后，正是上课时间，她没有回教室，而是径直冲进厕所给堂哥陈均打电话。陈均说自己反复叮嘱妹妹“找个阴凉的地方呆着，千万不要紧张出汗，你的身上一定有他的指纹。”

五月中旬，日头正盛，陈思思害怕自己流汗毁掉了“证据”，逃回了与校长办公室仅一墙之隔的音乐教室。堂哥在电话里告诉她自己大约会在三四十分钟后赶到学校。

一二十分钟后，陈均来到学校，他带陈思思来到宿舍，反锁上门，询问当天情况。陈均还带来了笔记本电脑，他将录音手表连上电脑，试图播放录音“证据”——然而，他发现陈思思操作失误，录音内容只有14秒。在这个录音文件里，除了窸窸窣窣的杂音，没有任何有效信息。

在宿舍里，陈均报了警，宿舍外的刘爱业对这一切尚不知情，陈均提出要带妹妹离开，他记得刘爱业不太情愿并试图阻拦。

当天傍晚，警方带陈思思去做了身体检查。根据刑事判决书内容显示，经随州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送检的“陈思思胸罩”左侧内面布料中检出混合基因型，包含刘爱业、陈思思的DNA分型——这一证据坐实了刘爱业的猥亵事实。

“刘爸爸”与博爱特校

陈思思自幼患先天性眼疾，三岁那年母亲去世。2007年，堂哥陈均了解到随县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可以招收像陈思思这样的孩子免费入学。

在网上，这所名叫“随县博爱特殊教育学校”口碑颇佳。校长刘爱业的事迹曾多次被主流媒体宣传报道过，那些故事塑造了一位极具爱心的慈善人士形象。

媒体曾经报道，2003年，刘爱业创办过一所技工学校，在随县唐县镇招生的时候，一位母亲拉着他去看家里的残障儿子，向他哭诉孩子未来该怎么办。有文章写道，“刘爱业深受触动，他发现随县无法上学的残障孩子不在少数，萌生了创办一所招收残疾人的学校的想法。”

企查查信息显示，随县博爱特殊教育学校成立于2013年，开办资金10万元，刘爱业是唯一的法定代表人。学校登记管理机关是随县民政局，业务主管单位是随县教育局，经营的业务范围是肢残、轻度智障青少年教育及康复训练。

在媒体报道中，建校之初，刘爱业还没有获得政策支持。他自掏腰包办学，到2014年的时候，200多万积蓄见了底，他身上常年没有1000元，靠副业补贴，一家人在学校附近流转了100多亩土地，种过香菇、土豆、灵芝等，被称为“为500个残疾孩子遮风挡雨的‘刘爸爸’”。

视频里的刘爱业形象慈祥随和，他为残疾孩子上课，给他们发放糖果，始终笑眯眯地和学生打成一片。这些都让陈均相信，把妹妹送到这所学校让全家人放心。

随县博爱特校的大门。新京报记者 李照摄

在普通小学读完五年级，陈思思转入随县博爱特校。这个坐落在安居镇徐家嘴村的校园原是由村办小学改建而成，学校面积不大，有110个学生，下至六七岁孩子，上至三十多岁成年人。他们残疾程度不一，相当一部分存在智力障碍。

不像其他特校按照学制划分班级，博爱特校只根据学生的情况划分兴趣班，年纪很小或者智力水平很低的孩子上“文化班”，学习简单的算术、识字和生活自理技能；年纪大一点的孩子、肢体残疾、视力残疾或者轻度智力障碍的孩子上“音乐班”，学习唱歌和乐器，偶尔还会开设“舞蹈班”。

在很多学生家长看来，与其说这是一所学校，不如说更像一个残疾人托管机构。年纪大一点、智力情况稍好的孩子负责指定照顾几个年纪小、智力情况更差的孩子，被照顾的孩子家长会适当给大孩子一点“照看费”，一天10元钱。多位学生和家长都提到过，对于“不受控制”的小孩，老师就用绳子一头拴住他们的手腕，另一头则由大孩子牵着。

陈思思带过三个小孩，巧巧是其中之一。巧巧比陈思思小七八岁，个头瘦小，她不怎么说话，常常一个人呆着玩陈思思的手机。“她（巧巧）其实很聪明，就是特别嫌人（招人嫌）。”陈思思说，她去哪里都带着巧巧，表面上看是她在照顾巧巧，但实际上巧巧是她的眼睛。

入学后，陈思思发现，学校并不像宣传的那样美好。食堂一年到头难见荤腥，“白菜、包菜、豆腐、土豆里能搞点肉就不错了，从开学吃到放假。”陈思思说。

最令她无法忍受的是学校有老师使用暴力。陈思思说，因为巧巧“嫌人”的性格，她多次挨打，打人者是学校一名文化老师，“打起人来特别狠。”学校里另一位女孩也告诉新京报记者，每次洗澡的时候，巧巧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碰一下就喊疼。”

林阿月曾在博爱特校当过两年的生活老师，她向新京报记者介绍说，博爱特校的老师都是本地人，流动性很大。部分任课老师有幼师的背景，而生活老师则基本都是附近的村民和陪读的学生家长。上述被指打人的老师，原是学校的门卫，2019年突然成为了教孩子生活自理和算数的文化老师。

“我这还有一点点印子。”林阿月向新京报记者展示她手腕上隐隐约约的疤。有一次，上述被指打人的老师举着“条子”（细木条）追着一个孩子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林阿月不忍心，伸出手去护，“条子”落在林阿月的手腕上留下印子。

不止一个受害者

兄妹俩决定报警后，陈均建议陈思思问问学校里其他女生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遭遇。陈思思才想起，周晓若也是被校长单独叫去过办公室的女孩。

她意识到，自己可能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周晓若比陈思思小一岁，个子高挑，内向沉默。她的父亲早年去世，母亲有智力障碍改嫁，监护人是在随州工作的伯父伯母，周晓若和奶奶住在农村。

大部分时候，周晓若看起来和其他孩子没有什么区别，但如果跟她说话，她会看着对方的眼睛露出迟疑的神态——周晓若有智力障碍，7岁那年就办理了残疾证，当时的残疾等级是三级，今年换证，她的情况似乎更严重了，变成了二级。

陈思思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在报警前的一天，曾经悄悄把周晓若拉在一边问她，“你有没有被校长摸过？”周晓若点点头。

3月19日，新京报记者走访博爱特校，校园被租给了一家工厂，尚未施工，原来的女生宿舍已被夷为平地。新京报记者 李照摄

周晓若告诉新京报记者，她还在校长办公室撞见过其他女孩——同样有智力残疾的张阳阳。张阳阳出生于2006年，她的情况比周晓若更糟糕，口齿不清，很少有人能听懂她在说什么。

周晓若说，有一次下雨天，周晓若想叫张阳阳收衣服，她想起张阳阳被校长叫进办公室，周晓若径直推开办公室的门，看到了坐在刘爱业怀里的张阳阳，刘爱业正在揉她的胸。

陈思思做笔录时告知了警方周晓若的情况，而周晓若做笔录时又提到了张阳阳，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受害人浮出水面。

周晓若做两次笔录时，作为监护人的蒋红并不知情，直到案件进入检察院，她才得到通知。她对这所学校也甚少了解，只有一次，蒋红去学校给周晓若送饭，她印象不太好，“学校里乱糟糟的。”

蒋红感觉到，周晓若的胆子更小了，她常常把自己藏在门背后，走路的步子越来越迟疑，对周围环境的任何一点异动都很惊恐。

难以说出口的“强奸”

2022年5月17日中午，在陈均报警后，随县公安局警察赶到了学校。陈均说，准备离开学校时，一位警察问陈思思，他（刘爱业）有没有强奸你？陈思思突然哭了，然后点头：这是她第一次说出自己被强奸。

在陈思思的叙述里，2018年9月，距离自己年满14岁还差1个月的时候，她经历了更可怕的噩梦：那是一次课堂上。刘爱业把她叫进了校长办公室。陈思思进门后，刘爱业关上了门开始摸她的胸，陈思思告诉新京报记者，自己的脑海里像过电一般，瞬间空白。

几天之后，陈思思第二次被刘爱业叫进办公室。陈思思说，这一次，刘爱业不只摸她胸，还脱去了她的裤子。在笔录里，陈思思多次提到了“强奸”的经历。第二次做笔录是由堂嫂陪同她一起去的，“那次做笔录的时间非常长，有几个小时，问得非常细。”陈思思的堂嫂回忆，当时陈思思的情绪很激动，或者说是愤怒，她描述了刘爱业如何掰开她的双腿侵犯了她。

事后三年，陈思思不记得自己被刘爱业叫进办公室多少次。有时候陈思思拒绝进入那扇门，她站在校长办公室门口，“我说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但校长就会让巧巧把我拉进去”。在笔录和她向新京报记者的讲述里，刘爱业对她侵犯的场所包括女生宿舍和刘爱业的私家车。

陈思思说，刘爱业会把车停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做那种事”，她从头顶上疾驰的火车轰鸣声判断大致的方位，“那应该是一个类似高架桥洞下的地方。”

博爱特校的很多人都见过陈思思被刘爱业留在办公室的情况，也知道刘爱业经常开车带陈思思出去，但是没人知道紧闭的大门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校长办公室与音乐教室仅一墙之隔。新京报记者 李照摄

去年疫情期间，安居镇徐家嘴村村委会负责给学校的孩子们做核酸，村委会防疫工作人员经常出入校园，一位村干部见过有女孩被刘爱业单独叫进办公室，“我当时就觉得可能会出事。”这位村干部事后这样对新京报记者说。

林阿月告诉新京报记者，她知道陈思思和巧巧常被刘爱业开车载出校园，也看到过陈思思被叫入办公室，但她没注意过陈思思到底在办公室呆了多久。还有一次，她的确在校园里看见了刘爱业摸陈思思的屁股。

陈思思从未向任何人说起自己的遭遇。有一次一位梅姓老师和她发生矛盾要找刘爱业评理，陈思思情绪失控，冲这位老师大喊，“你知道校长对我做了什么吗？”她始终没有把“强奸”两字说出口，只模糊提到自己“被摸”。这位女老师听完告诉她，“以后校长再叫你去办公室，我跟你一起。”

陈思思对这句话感念了很久，尽管梅老师并不能保证每天都在学校护着她，但确实陪她进过几次校长办公室，刘爱业没有轻举妄动。2020年，梅老师离开了学校。

寻找证据

在做笔录时，陈思思想起，巧巧用她的手机也许拍到过什么。

在陈思思的叙述中，刘爱业做“那种事”并不会避开巧巧，巧巧就站在一边旁若无人地玩陈思思的手机。有一次，陈思思听到巧巧的手机里传出她和刘爱业在办公室的声音，她判断巧巧可能用她的手机拍下了现场的视频。

回到宿舍后，陈思思试图将视频发给包括堂哥在内的人，但由于视盲，她的操作没有成功。陈思思说，第二天一早，刘爱业找到她们，抢过了手机，“删掉了视频。”

在做第二次笔录时，陈思思递交了这个手机作为证物，希望被删掉的信息能恢复。做完笔录次日，堂哥陈均又提交了陈思思的另外一个手机。但直到案件结束，他们只拿回了陈均提交的那一个手机。

随县公安局一名办案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的确收到了两个手机，其中一个手机交上来就是坏的无法开机，他们对另一个手机的信息进行了复原，但没有找到与案件有关的内容。当记者询问是否只归还了一个复原后的手机，该办案人员回应“那就不清楚了，应该都给了。”

巧巧也没有办法作为人证。2022年3月，巧巧在老家的一个堰塘意外溺水身亡。据巧巧老家的村书记说，巧巧的父亲是聋哑人，在一家电动车店打工，她的母亲早亡，巧巧和爷爷相依为命。村书记说，巧巧有多动症，家人外出得把她锁在家里，那天爷爷没有锁门，巧巧跑出去玩直到晚饭时间还不见踪影，村里人帮着找，发现了巧巧的遗体。巧巧的爷爷也在去年底去世。

陈均告诉新京报记者，报警后，警方有带陈思思去做过妇科检查，显示阴道瓣有裂伤，但由于报警当天并没有发生强奸行为，没能从阴道里提取到刘爱业的DNA。

蒋红也问过周晓若，除了摸你，校长还有没有对你做过其他事情？周晓若难以描述具体的行为，蒋红从她断断续续的叙述中得知，刘爱业压着她，脱了她的裤子，她哭喊着试图反抗，被刘爱业扇了耳光。

这个细节在其他学生那里得到了印证。37岁患有智力障碍的学生曾志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在隔壁音乐教室上课的时候，听到过校长办公室传来周晓若的哭喊声。等周晓若走出办公室，他看见了她脸上红红的巴掌印。和所有人一样，曾志也不知道墙的另一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据周晓若的伯母称，周晓若的第一次笔录是她单独做的，第二次做笔录则是由村委会分管妇联工作的女干部陪同一起去做的。

这位女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她陪同周晓若去做的笔录，办案人员主要是询问了周晓若的基本情况，比如残疾情况、家庭住址，在哪里读书，还问了一些关于陈思思的事情，整个笔录的时间非常短，做完笔录后，她就笔录材料向周晓若读了一遍，确认无误后签字。

“我陪着去的那次肯定没有问她本人（周晓若）有没有被强奸。”这位女干部非常肯定地说，“如果问了，我会引起警觉，会跟她奶奶说。”

但周晓若的援助律师说，卷宗显示，办案人员询问过周晓若有无被强奸，周晓若的回答是“没有。”

据周晓若的律师称，蹊跷的是，不同时间完成的两份笔录竟然“完全一模一样”，她在庭上提出了这个疑点，周晓若在笔录里到底说了些什么？

“她连‘强奸’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周晓若的伯母蒋红对笔录中否认强奸的回答并不认可。直到案件进入检察院，作为监护人的她和丈夫才得知周晓若出了事。

事发后，蒋红试图带周晓若去做妇科检查，被多家医院拒绝。一位妇产科医生向新京报解释，类似检查的确需要由公安机关陪同才能进行，并且“所谓的处女膜完整与否并不与性行为有直接必然关系，也无法用于证明是否被强奸。”

事发后，音乐教室和校长办公室间隔的这堵墙不知道被谁凿开了一个洞。 新京报记者 李照摄

智障人员“作证能力”争议

根据一审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人刘爱业存在强奸的事实，故对二委托代理人提出的应当以强奸罪、强制猥亵罪数罪并罚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陈思思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属于在“公共场所”当众犯罪，经查，被告人刘爱业曾在其办公室内、学生宿舍内实施猥亵行为，但其在学生寝室内实施猥亵行为时无证据证实当时有其他人在场，故其犯罪行为不应当被认定“公共场所当众”实施，委托诉讼代理人的相关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法院判决，一、被告人刘爱业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22年5月18日起至2025年11月17日止）；二、禁止被告人刘爱业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权认为，涉及刑事被害人为未成年人和/或智力残疾人员，其陈述效力，肯定不能单独作为定案根据使用，需要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刑事被害人为未成年人和/或智力残疾人员，其陈述，如果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至于如何判断相适应，有赖于全案审查。

吕孝权表示，刑事诉讼的几个原则，比如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等等，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重证据轻口供，可能会跟社会公众的认知有一些偏差。比如本案中，如果办案机关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刘某有强奸意图并已经着手实施强奸行为，强奸罪就不能认定，只能定强制猥亵罪（如果被害人不满14周岁，定猥亵儿童罪），疑罪从无。

“不仅是强奸和猥亵犯罪，被害人为智障人士的其他刑事案件中，都涉及到被害人对受害过程的描述不如健全人完整、清晰的情形。”四川鼎尺律师事务所律师万淼焱告诉新京报记者，这涉及到表达能力有限的被害人“作证能力”的问题，虽然是刑事侦查中的难点，但只要办案人员以耐心和善意去倾听，并非不能详细了解和记录。

“盲生陈思思多次陈述刘爱业对她有过强奸行为，且第一次遭受强奸时还差一个月才满14周岁。陈思思虽然视障，但不会影响到她对受害过程的描述能力。”万淼焱说。

万淼焱解释说，根据最高检指导案例例检第42号案，明确了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证据的审查，要根据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特点，按照有别于成年被害人的标准予以判断。根据经验和常识，对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陈述合乎情理、逻辑的，且对细节的描述符合其认知和表达能力，并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而被告人的辩解没有证据支持的，应当采纳未成年被害人的陈述，并以陈述为寄出构建全案证据体系。

2023年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共十六条，包括明确奸淫幼女适用较重从重处罚幅度的情形；明确强奸未成年女性和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认定标准；明确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加重处罚情节；明确猥亵儿童罪加重处罚情节；明确一些特殊情形的法律适用标准；对强奸、猥亵未成年人案件中支持被害人医疗费的范围予以明确。

学校关门

2022年5月18日，刘爱业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4日被逮捕。刘爱业被捕后没多久，学校以放暑假的名义解散了一百多个学生。由于走得匆忙，陈思思甚至没能回学校拿回她自费购买的乐器。

2023年3月下旬，新京报记者走访了多个博爱特校学生的家庭，在学校关门后，大多数学生没有去处，终日待在家里。

张阳阳几乎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看电视。她的家是一间破败的平房，屋子里光线暗淡，也许因为长期不出门，张阳阳的皮肤异常白皙，似乎是畏光，她总是习惯性地用手挡住脸。

张阳阳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但年迈的奶奶并不知道孙女经历过什么。张阳阳母亲很早因为难产去世，她的父亲在外地，对这件事了解不多，他不再打算深究。张家未出席开庭，甚至没有委托代理律师，也没有收到刑事判决书。

最初一段时间里，陈思思总是做噩梦，她每天在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偶尔给以前的同学和老师打电话聊天，让日子不那么难熬。

曾经，博爱特校是这些残疾家庭的托底选择。学校对外号称费用全免，尽管一些年纪稍大的学生偶尔会被要求交500元、600元的费用，但家长们没有太多怨言，“至少娃子有个地方能接纳他们。”但现在，这个防坠网似乎消失了。

37岁的曾志在博爱特校呆了近十年，现在他和同样患有智力残疾的弟弟跟着吃低保的母亲住在一起。在曾志很小的时候，父母离了婚，父亲退休后长居外地。母亲一边抹眼泪，一边叹息两个儿子的未来不明。她希望给曾志找个扫大街的工作，最后不了了之。

事发后的一年里，陈思思接到过陌生号码的短信辱骂她，对方指责陈思思污蔑刘爱业，“要站出（来）解救校长，（让他）继续办校，一个残疾娃子拖累一个家庭，一百多号娃子，一百多个家庭。”

事发后，陈思思收到不具名短信，称要解救刘爱业，让他继续办学。 新京报记者 李照摄

陈思思再也没有去过学校。校园被转租给了一家工厂，还没来得及正式装修。曾经的女生宿舍被夷为平地，校园里遍地瓦砾、杂草丛生。

而在企查查、天眼查的公开信息中，这所学校还处于“正常”的登记状态，尽管早在2019年6月30日，登记证书的有效期已经到期。

2023年5月22日，随县教育局行政审批科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经调查，该校存在办学不规范的情况，已被吊销办学许可证。针对博爱特校学生的上学问题，这位负责人回应称，随县还有一所公办特殊教育学校——随县特校，满足入学条件的学生可以联系教育局转入随县特校。

校长办公室被搬空，只剩下一摞红彤彤的捐款展示牌。那些展示牌是部分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前来学校举办捐款活动上的道具，捐赠数额从数千到数万不等，新京报记者粗略合计，办公室仅存的展示牌上的捐款金额数字接近百万元。

不知道是谁在校长办公室和音乐教室之间的墙壁上凿开了一个大洞。墙另一边的音乐教室里，讲台的红毯上堆满了杂物，乐器音响都已不见踪影——除了墙上贴着的音符贴画，几乎看不出音乐教室的痕迹。

那里曾是陈思思最喜欢的地方，在音乐中她短暂地逃避这一切。她无法看见，音乐教室的外墙上还刷着一行大字，“让博爱的阳光播洒，让爱心传遍每一个角落。”

（文中陈思思、周晓若、张阳阳、巧巧、林阿月、陈均、蒋红、曾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