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小别墅已经成了抱团养老的标志。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片

  下午1点多，82岁的朱荣林坐在小阳台上，消瘦的手指握着搪瓷杯，浏览着手机新闻。78岁的王桂芬则坐在阳台前的木椅子上，看着电视剧。除了坐久了有点痛起来走走，大多数时候，一双老人像是一对沉默的雕像。

  在杭州余杭区瓶窑镇长命桥港东村的这栋500平方米的乡间别墅里，随处可见十多位老人曾在这里抱团养老的痕迹。客厅里的三条长沙发用罩纱盖了起来，餐厅的拐角处竖着两大张木头圆桌面，以往下午热热闹闹的棋牌室里，皱巴巴的桌布已落了灰。院子里的香泡树上挂满了青黄色的果子，但今年没有人去摘。

  2017年5月，退休英语老师朱荣林和老伴儿王桂芬登报，招募几对60岁到70岁的老夫妻抱团养老。3年不到的时间里，小别墅里来来去去近30位老人。直到2020年初，疫情让这个临时团体被迫解散。

  抱团养老的这些年，他们经历了什么？这个项目还会继续吗？10月10日，记者来到这栋小别墅。

  老去的速度 在互相陪伴中减缓

  “不热闹了，没人打牌了。本来下午吃完饭大家打打牌，很好的。”朱荣林的语气有点低落。他前两年又动了一次手术，现在的身体状况并不好，食欲也越来越差，两天不吃东西也不觉得饿。

  王桂芬敏锐地察觉到老伴儿的变化，“两个人最多吃三个菜，以前人多的时候，他胃口还好一点，现在得想法子换菜色。”

  退休后，朱荣林和老伴原本住在杭州市区的三里亭，在那里他们有不少牌友。但在港东村长大的朱荣林还记挂着“少小离家老大回”，刚好朱家老屋也能拆了建新房，儿子就出钱给二老造了座小别墅。2010年，老两口回到了农村。

  王桂芬觉得一双儿女没怎么让自己操过心，孙辈也请了阿姨和其他长辈照顾。原本儿子也一起住在这里，但来回两个多小时的车程，老人总要把饭热了一遍又一遍，电话也要焦急地打几通，“还是算了，我们俩守着就行。房子一年没人住就不像样了，总要看着的，就让他们周末回来聚聚就行了。”

  农村环境好，风景好，熟人多，但无法排解老人的孤独。2016年，朱荣林罹患膀胱癌。疾病对他的打击很大，原本开朗的朱荣林总是郁郁寡欢地躺在沙发里，脾气也变得喜怒不定。年龄渐长，愿意和他一起旅游打牌的人也越来越少，“上了年纪能去哪里呢？只能去养老院了。养老院里去不得的……”

  王桂芬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2017年，她碰巧在报纸上看到其他老人抱团养老的实践，想到家里有六个空房间，自己和老伴儿也能试一试。“就是想着和大家一起热闹一点，养老不那么孤单。”这是朱荣林的初衷。他们在报名条件上做了限制，最好是六七十岁的本地老夫妻，有生活自理能力，经济上不要太计较。短短一周，就收到了100多个申请，他们大多是子女在外地的空巢老人。

  71岁的蒋一纯时常会怀念之前抱团养老时的热闹。他印象最深的，是饭后大家坐在沙发上的闲聊时间。有做过首饰商的老人，看到其他老人戴的金镯子，会给她分析分析成色如何，怎么打更好看，以及年轻时工作中碰到的奇闻轶事。有的老人聊起孩子是丁克，自己没办法，也管不了时，蒋一纯就会提到他“儿子不管老子，老子不管儿子”的理念，“我完全不干涉儿子的生活，也不会帮他们带孙子孙女”……

  早上起床吃饭，饭后十几个人一起沿着田间小道散散步，回来之后张罗午餐。下午打打牌，晚饭后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聊聊天。老去的速度似乎在抱团养老的互相陪伴中减缓。

  “都这个年纪了，能改变什么呢”

  王桂芬说，老伴儿喜欢热闹，但更多的时候是个“甩手掌柜”。退休前担任化工厂厂长的她，则更多承担起了组织者的角色。

  “我觉得老人不能丧失社会性，但这样的抱团也意味着，你进入了公共空间，需要让渡部分个人自由。”王桂芬发现，抱团养老的另一面也开始显现。比如，王桂芬原本按照值日表安排好的买菜工作，有人以“没去过菜场、不会买菜”为由不愿履行；大家一起吃饭，有人总会最先夹走鱼腹上最大最好的一块，王桂芬想了个法子，之后购买草鱼这类容易切块的鱼，尽量分成大小一样的块，每人夹一块……

  王桂芬开始负责处理问题和争议。“沟通没什么用的，就是碰到问题后，想个解决办法。”王桂芬曾经和老人提过建议，但对方听后只是不作声，有的做出了改变，有的依然我行我素，“都这个年纪了，能改变什么呢？”

  因为电费计价按总度数划分，一年的电费花销不少，有的老人就提出别墅里放了三台冰箱，平均分配是不是不合理？王桂芬和朱荣林就分担了两份水电费。“其实一开始大家来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如果事事都计较的话，抱团也不会开心的。”王桂芬说。

  尽管如此，王桂芬也是想把抱团养老项目继续办下去的，“但现在有疫情的影响，加上照顾老伴儿分身乏术，真是有心无力了。”

  即使是现在，也不断有老人打来电话询问王桂芬项目的情况，有的是早年认识的朋友，有的是来自海南、四川、上海……全国各地的陌生人。他们向往着热闹新鲜、富有活力的养老生活，而不是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守着日历和电视，日复一日地熬过被拉长的岁月。

  朱荣林也表示，之前的参与者来到这里，都有各自的算盘：有的为了观察全新的养老模式；有的家里房子拆迁，需要暂时找一个租金较低的地方居住；有的把市区房子出租出去，住在这里省钱……真正想抱团养老的人有多少？他也答不上来。

  朱荣林和王桂芬尽管拟定了结伴养老协议书，但远远无法涵盖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状况。一位在小别墅里居住了两年的老人，总习惯穿着酒店的一次性拖鞋。王桂芬多次提醒她换成防滑拖鞋，老人也并不听劝。几天后，老人在阳台晾衣服时不慎摔倒导致小腿骨折。在被女儿接走前，老人还提出要求赔偿几千元。

  追问

  未来的路

  该怎么走？

  王桂芬说，如果有人愿意做组织者，来招募人员，并进行管理，她和老伴愿意提供场地。他们心里也有几个愿望：老人们抱团住在一起，在电费上能不能有所优惠？能不能定期有医生来检查他们的健康状况？出门买菜不方便，能不能设置一辆公共推车？

  王桂芬的想法涉及到一个问题：抱团养老能否发展为可持续的模式？对此，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王平表示，抱团养老可以和社区养老服务结合起来。有关部门和社区对抱团养老的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予以支持，提供服务。社区需要从实践中概括、总结出一套规范可行的协议模式，供老人们参考使用。

  向融养老机构创始人张滢认为，养老模式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有需求导向的，“站在市场需求的角度分析，‘抱团养老’这种模式是可持续的、有发展前景的。从目前情况看，需要第三方机构的介入。”她分析，未来很可能出现的趋势是：一部分老人继续自发组织“抱团养老”，更多的老人看到这种方式的益处后，相继模仿，市场上出现大量需求。之后，第三方养老机构行动起来，帮老人找地方，这个地方不但风景秀丽，而且离医疗资源较近；帮老人筛选志同道合的同伴；帮老人制定入住和相处的规章制度，尽组织管理之责。“这就是‘抱团养老’目前需要的——在资源上进行整合和调配，帮助老人解决后顾之忧，但并不干涉他们的生活。”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学者殷骏指出，目前抱团养老的症结可能在于缺乏约束，高兴就在一起过，不高兴就散伙，随意性很大。“抱团养老的前提是一起生活，但天天住在一起，任何生活细节都有可能会引发矛盾，从而导致散伙。抱团养老不是联谊活动，不能仅靠旧情维系，而是需要明确的契约，来厘清界限、分清职责。”殷骏说。

  从长远看，抱团养老要想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模式，需要多方共同的努力。比如，在相关养老模式较为成熟的瑞典等国家，一群人想要抱团养老需要经过一套完整的流程规则，房子的注册、选址、物业、建设都必须在政府监管下完成，还要有专门的机构对入住的人进行评估。此外，抱团养老也可以和社区服务相结合。殷骏表示，地方有关部门、社区对抱团养老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予以支持、提供服务；社区工作者应尝试概括、总结出一套可行的规范、协议模式，供老人们参考使用。

  本版文 综合《钱江晚报》、《中国妇女报》、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