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82岁的朱荣林给记者发来微信：“我们抱团养老停止了。”

朱荣林是杭州“抱团养老”的发起人，从2017年起，他和老伴王桂芬邀请其他老人到自己家的农家小别墅里结伴养老，开启了风风火火的抱团养老实验。

资料图

70岁的蒋一纯曾是这场实验里的核心成员。2020年初，蒋一纯因身体原因搬离别墅，但仍留下了一部分行李，为的是以后再回来。没想到，2020年新冠疫情来势汹汹，抱团养老也按下暂停键。到了2020年5月，抱团养老短暂重启，但很快，随着老人们的相继离开，再度停摆。

两年多过去，没有新的老人来，团组不起来了，就连一向乐观的蒋一纯也觉得：“想要再次重启，确实很难了。”

巅峰时期13个人一起住

如今冷冷清清……

9月9日上午，记者重访朱荣林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长命桥港东村的家中时，发现大门敞开，屋内空无一人，偌大的别墅冷冷清清，少了以前的热闹与温馨。翠绿的藤蔓爬满墙头，还开出了一簇簇红色的小花；院子里的草木茁壮生长，枝繁叶茂中透露出无人打理的迹象。附近的邻居告诉记者，朱荣林和王桂芬刚从湖州安吉度假回来，可能暂时走开了。

因为抱团养老，朱荣林出了名，几乎家家户户都知道“港东村有个抱团养老的朱老师”。之前，还有村民找朱荣林讨经验——村里各家房子都大，闲置房间也多，索性都来做抱团养老，做成“养老村”。关于“养老村”的倡议，还在村委开会时被公开讨论过。不过，疫情影响下，抱团养老的声音小下去了，有村民直言顾虑：“养老院都封闭管理了，如果再办抱团养老，全国各地的老人过来，风险也太大了。”

朱荣林家的农家小别墅，如今冷冷清清。朱凌君摄

朱荣林也想放弃了。他是抱团养老的发起人，也是公认的灵魂人物。年纪跨过80岁后，朱荣林觉得身体和精力都“有些跟不上了”。采访期间，他反复向记者提到自己几年来“压力重”“力不从心”。他给记者举例子，他眼睛不好，看手机很难看清具体内容；胃口不好，吃不多；睡眠也不好，不管多晚睡，凌晨两三点就醒来……此前，蒋一纯曾多次找他探讨过重启抱团养老的话题，他显得意兴阑珊：“我现在就想打打麻将看看书。即便再要办，要负责我也吃不消了。”

以前，朱荣林总爱念叨“走一步看一步”，要看看接下来还有没有人气，看大家愿不愿意报名。“我们抱团养老走到今天，很多事情都是一边做一边改进。要是有人愿意参加，就再快快乐乐搞几年，要是没人了也无所谓。”朱荣林看似坦然，情绪有些低落，这两年，小别墅里的笑声，明显少了，“房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也开心不起来。”王桂芬说。

“放不下”是难免的。比如，王桂芬对最初抱团养老的经过记得清楚真切：“一开始连我们共5对夫妻，后来再加入荷花、向阳花、老蒋他们一对……原先一起抱团养老过的，前后总共加起来近30个人。巅峰时期，是13个人一起住。”蒋一纯有个“宝贝”文件夹，里面整齐细致地收集了媒体报道、照片，以及老人们签的协议和每月的账单等资料。和记者聊天时，他们的话头总是不自觉地转向回忆之前抱团养老的故事。

好在，朱荣林一直跟参加过抱团养老的老人们保持着联系。前不久，朱荣林老两口去安吉度假，便是应了之前抱团养老的一对老人的邀约。蒋一纯和其他老人们，有时也会回来看看。每当那时，朱荣林会觉得，像是回到了以前抱团养老的时候，有种大家庭聚会的恍惚感。

看上去很美

但为何难以实施？

2019年，记者初到杭州采访时，曾追问抱团养老有什么好处？菜好吃、房租便宜或者有人打麻将，都是答案。唯独蒋一纯不一样。他告诉记者，他想把这里的经验和故事传递给更多人，“要把抱团养老做成事业”。

相关报道刊发后，有老人专程写信给他，提出也想组织抱团养老。他得知后，一路开车赶到上海崇明实地考察，还和对方相谈甚欢。这两年，他也没闲着，风风火火地组织起老友们进行旅游式的抱团养老。他给记者看最近的行程，整个9月被安排得满满当当：8月31日去安徽宁国度假，9月5日回到杭州休整，8日去苏州西山岛度假过中秋，12日回家稍息后，15日去宁波象山石浦镇品尝海鲜，9月底计划去山东自驾游。

蒋一纯坚持认为，从杭州的实践来看，抱团养老模式是可行的，但在细节上还需要优化。“比如，像同事朋友这种熟人间的抱团养老是最理想的模式。如果是陌生人抱团，最好也提前互相有一些基础的了解。这样可以减少矛盾，有助于比较长久维持。”蒋一纯认为，抱团的形式应该更灵活，不必局限在一个房子里，可能有一些“临时成团”的出游等活动。

看起来很美，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学者殷骏指出，目前抱团养老的症结可能在于缺乏约束，高兴就在一起过，不高兴就散伙，随意性很大。“抱团养老的前提是一起生活，但天天住在一起，任何生活细节都有可能会引发矛盾，从而导致散伙。抱团养老不是联谊活动，不能仅靠旧情维系，而是需要明确的契约，来厘清界限、分清职责。”殷骏说。

从长远看，抱团养老要想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模式，需要多方共同的努力。比如，在相关养老模式较为成熟的瑞典等国家，一群人想要抱团养老需要经过一套完整的流程规则，房子的注册、选址、物业、建设都必须在政府监管下完成，还有专门的机构对入住的人进行评估。此外，抱团养老也可以和社区服务相结合。殷骏表示，地方有关部门、社区对抱团养老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予以支持、提供服务；社区工作者应尝试概括、总结出一套可行的规范、协议模式，供老人们参考使用。

对于抱团养老，你怎么看？

此前报道

杭州抱团养老又兴旺起来 首次面向全国征集老人

杭州老人朱荣林最近心情特别好，因为看起来，他组织的抱团养老人员又兴旺起来了。朱荣林和老伴王桂芬，一个81岁，一个75岁，住在200多平方米的杭州瓶窑的三层农家小别墅。直到推出抱团养老后，来自全国的客人到访不停，别墅这才热闹起来。“抱团养老”就是邀请其他老人到他们家里，一起过寻常日子。

但是过去的三个月，杭州抱团养老经历了“至暗时刻”，一共只有房东朱荣林夫妇和另外两个人在，其他老人因为疫情影响已陆续退出。相比于巅峰期的十几个人，很落寞。朱荣林甚至想过放弃。

经本报持续跟踪报道，如今抱团养老又有了新起色。

在原来四位成员的基础上，多了三位分别来自北京、山西、河南的老人，一下子又热闹起来。这给抱团养老这份事业重新注入了信心。

抱团养老基地，朱老师的小别墅

“上海王”成为主心骨

2020年5月到8月这段时间，抱团养老只有4个人。人越少，压力就大。抱团养老实行费用分摊，每个老人上交一定的房费，这些钱拿来请人烧饭、搞卫生等。人少了，房费就少了，而基本花销基本是不变的。

疫情初起时，抱团养老原先的团队被迫解散，朱荣林经过两个多月的犹豫，决定在5月份重新开张。那时，“上海王”第一个站出来响应。

“上海王”的名头是朱荣林给叫出来的，他真名朱奎兴，75岁上海人。他不是新人了，是第三次来“抱团”了，前两次因家中临时有事而退出。这次来，他铁了心要一直待下去。

过去的3个月，为节省开销，朱荣林没请厨师，都是“上海王”做饭烧菜。“上海王”有这个功底，他退休前常年在列车上当厨师，做的都是南方菜。

1968年，“上海王”支援内地去了西安铁路局。在西安，他和妻子生下两个儿子，上世纪90年代妻儿回上海，他直到2003年才回来。后来，他和妻子离婚了。说起两个孩子，他非常愧疚。他说孩子们结婚时，他没给他们一分钱，都是孩子自己搞定的。他很为孩子骄傲，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自己跑来抱团养老。

“上海王”现在每个月有4000多元的退休金，同时银行里存有一笔钱，每个月约有2000多元的利息。“我每年攒的钱不少啊，我非常非常节约，每年能存款五位数。”这些钱足够他开销，他也不用孩子们给他钱。“我将来遗嘱会写得很明白，这些钱就是给儿子孙子的，作为弥补吧。我不需要他们回报，我非常惭愧，愧对他们。希望能弥补一下。”

如今，他安心在朱荣林这里，并主动要求最差的一个房间，一个月要付700元。他每天晚上8点睡觉，早上3点多准时醒来，下楼烧水、放鸡、锻炼身体，然后给大家做早餐。目前，他成为抱团养老最不可或缺的一位。

穿蓝衣服的“上海王”

每个人都有故事

在抱团养老的小世界，每个人都有故事。

四川来的何阿姨75岁，今年5月底由她女儿送来的。何阿姨之前是护士，很爱干净，出去旅游自己会带被套。她有一儿一女，她说自己有137平方米的房子，儿子女儿也有房子。她把孙子孙女带大了，就来抱团养老。

何阿姨说儿女很孝顺的：“女儿本来不让我出来，怕我受委屈。”但是两代人有代沟，比如说，很多时候孩子们做好饭后开车接她去吃，再送她回来，“我就不想麻烦他们……”

60多岁的李阿姨，河南人，这几天刚刚入住下来。她一直未婚，一个人生活了这么多年，觉得越来越孤寂，“做一点菜，吃完就剩了，很浪费。如果再老一点，万一在家里出了意外，都没人知道，所以要抱团养老。”李阿姨40岁时，就曾想把单身的人组织起来，互相帮忙。退休后，她曾去过广西巴马组织抱团养老，还印了名片发出去，结果没人响应。“我一个人组织这个事儿，又没有地方提供，觉得有困难。”

李阿姨印过的抱团养老名片

李阿姨选择来到这个地方。她说如今大家坐坐聊聊天，就开心了。

抱团养老还有两个非正式成员，都是上了年纪的大伯。一位是北京人，女儿嫁到杭州，原来跟女儿住在一起的，女儿的房子很小，他不想跟女儿住在一起。他也在养老院待过，不习惯，就选择来这里。他来过又走了，但被子还留在这里，显然还会回来的。

还有一位大伯，陕西人，人还没来就已经交了3个月的房租。他有一个女儿在广东，他也跟着过去了。因为疫情影响，女儿暂时不让他来。但他交代朱荣林，一定要把房间空一个留给他。

抱团养老基地中的菜地

首次面向全国招纳成员

杭州抱团养老始于3年前，朱荣林和王桂芬打电话到杭州当地报社，希望能招杭州本地人一起抱团养老。在很长一段时间，“本地人“是一个硬标准。但后来朱荣林发现，很多杭州六七十岁的老人在家要带孩子、做家务，来不了。所以朱荣林改变了思路：“我现在明确招外地人，他们要么不来，来了，就至少会待一段时间。”

第一次面向全国征集老人，很多人也正是看到条件放宽后才放心过来的。比如何阿姨，她老早就看到抱团养老的报道了，但不敢报名。李阿姨也是，她最近才辗转联系上朱荣林：“只要不赶我走，我就一直住在这里。当然，还有个前提，就是希望人再多一点。”

总是两三个人的话，抱团养老坚持不下去，人确实得再多一点，招新是朱荣林最想做的事。他算过，每月总房租要收到5000元以上，才足够把厨师、园丁、清洁工的工资开支出去。在李阿姨入住之后，朱荣林重新聘请了厨师，这样“上海王”也解放了。人少的时候，很多地方都要朱荣林倒贴钱。比如说电费，上个月是900多元，“上海王”交了100元，何阿姨交了200元，剩下600元朱荣林自己掏腰包。如今多了李阿姨，日子也紧巴巴。

来这里的老人都为抱团养老吆喝，“上海王”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以后只要我能动就在这里了，这里环境好、吃得好，两位团长人也好，一些上海老人不了解这个环境，要了解的话肯定电话打爆了。”

人多还有好处，大家可以组团出去玩，以前朱荣林带他们去过杭州建德还有泰国等地；也可以在家里组团打麻将，“上海王”刚来时还不会打，现在都会了。

朱荣林说，他还会继续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