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职第三周的星期五，两份离职证明摆在涂琪面前，等着她作出选择。其中一份写着“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如果涂琪接受，公司会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多发4天的薪水，让她拿满一个月的工资。

  离开公司，并不是涂琪的决定。这份插画师的工作，是她辞去老家美术培训机构教师岗位，到深圳的第一个落脚点，想以后能进入喜欢的潮玩行业。

  收到“离职证明”两天前，处于试用期的涂琪被人力部门和负责她业务的总监告知，她不能胜任目前的岗位，理由很多，包括工作效率低、插画风格不适合、与同事相处不好等。

  根据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如果雇用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不满6个月的工作年限，劳动者将获得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如果单位违反法律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要向劳动者支付双倍赔偿金。在被公司辞退后，涂琪有权利选择劳动仲裁，向公司索要赔偿。公司也可以通过证明她“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地辞退她。

  人力部门告诉涂琪，公司已经收集好证据，会请专业的律师，同时还表示，只有和平解决矛盾，才不会影响她下一份工作。涂琪也通过网络咨询了律师，保留了与公司人力部门沟通的录音、截图，最后一次进办公室前，她照常打卡、工作。

  但另一份离职证明让她选择放弃“维权”。上面写着，她因为能力欠缺、沟通不顺、工作效率差被辞退。涂琪看着这些负面评价，泄气了。最长达60天的劳动仲裁周期，或更长的诉讼时间，她等不起了，她需要当月的工资，支付3天后1500元的房租。与此同时，她更不敢带着那份难看的离职证明，去寻找下一份工作。

  与涂琪的经历相似，不少求职者遭遇过试用期“试完不用”的情况。

  公司安排了两个人，

  帮她计算“维权”的成本

  对企业而言，把一个人从系统里移除并不难。

  一名曾做活动运营的女孩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自己被辞退之前，公司系统的操作权限已经被锁了。之后接二连三地，她策划发布的推文被删除，领导还突然翻出两个月前她制作的一张海报，发在微信工作群里，让同事们来找碴儿——她当时敲错了一个字母。

  另一个做文案工作的女生，表示自己从被辞退到收拾所有东西离开，只用了两小时。在今年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她下班前一个小时收到了被辞退的消息。那天还是她的生日。

  她回忆，当时被公司人力部门叫去谈离职，理由是一名公司高层觉得她不适合这份工作。然而她很清楚，在她试用期的两个月时间里，那位高层并没有来过公司，他们之间也没有过任何联系。这两个月的KPI考核表里，管理她的领导给她打的分数，高于她的自我评价。

  但最终结果是，公司给她一份“离职申请”，签字就意味着是她自己主动辞职。

  家在四川南充的赵心韵刚刚失去工作。

  “劝离”的时候，公司安排了两个人，坐在她的对面，“帮”她计算走劳动仲裁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成本，苦口婆心地劝她主动离职，声称“即使你走劳动仲裁，有关部门也不会受理，如果你发起法律诉讼，处理周期以‘年’为单位”。公司还称，即使赵心韵赢了官司，最多也只能获赔合同约定的月工资2000元。

  她最终决定“因个人原因，主动离职”。赵心韵被辞退后，跟家里撒了个谎，说因为公司不正规，自己瞧不上，还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事实上，她连求职软件都不敢打开。

  她甚至想过，是不是因为自己长相太丑或是穿着打扮太土，不能融入集体，所以被辞退了。后来，她通过朋友圈发现，当时一起被招进公司的10个人，好像只有一个人留下了。

  被辞退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赵心韵偶尔还会登录当初那些用她手机号码注册的运营账号，看见内容更新了，但数据没有任何变化。她盯着“零星的几个赞”，安慰自己，“不是我能力不行”。

  公司不承认有劳动关系，但她出现在工作台历中

  直到被辞退前，吴琳都没有和太平洋证券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在9个月的工作当中，她没有属于自己的OA（办公自动化系统）账号、工作邮箱、进入办公大楼的门禁卡，也没有领过一次工资。

  尽管进入公司时，吴琳已经毕业一年了，但在公司管理者眼中，她充其量算个来“观摩学习”的实习生，给她安排的工作内容大多是整理周报、会议记录或是给来访者倒茶，给同事订蛋糕。

  她的“入职”和“离职”一样，都是被口头告知的，没有任何文件。工作第5个月，她才收到一份入职流程通知。在和上司的微信聊天中，她反复催问何时办理入职手续，但没有问过从未发放的工资。对方多次表示，上级领导“李总”已经同意她入职。最后一次承诺，距离她被辞退正好一个月。

  随着吴琳入职失败，这段长达9个月的工作，被公司否认了。他们不承认和吴琳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甚至表示，根本就没有和她建立劳动关系的想法。这意味着，吴琳毕业后有近一年的工作空窗期，而这段经历本可以增加她简历的竞争力。

  为了让公司承认，她选择对簿公堂。

  在律师的指导下，吴琳收集了所有可能有关的证据，包括最后一天在公司工位上输入密码打开电脑办公的录像，进入公司第5个月时收到的入职流程通知，以及反复催问上司入职手续的聊天记录。她还向法院提交了一本部门定制的工作台历，其中一张插图，是她和同事参加团建活动的照片。

  吴琳的律师林星辰了解事情经过后，认为“这件案子没有难点”，吴琳是一个完全的受害者，她没有给公司带来任何损失。她不但可以拿回9个月没有发放的工资，还可以额外获得赔偿——这都是吴琳没有预料到的。

  在一名离开校园的毕业生成为企业的正式员工之前，法律上他可能会经历试用期，但现实中可能还有试岗期。有些公司认为无法通过面试了解求职者的真实水平，便会设置一段时间，让求职者先着手工作，再考察他们是否适合这一岗位。有些公司将试岗期设置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将公司的用人风险降到最低。

  林星辰从事劳动法诉讼已近10年，好几个互联网行业的当事人都遇到过相似经历：应聘进入一家公司，开发新的软件，或者软件功能。由于公司前期并不确定项目的成功率，找到投资人之后，公司就会单独开辟一个部门出来，从高管到基础员工，全部起用新人。半年左右，一旦项目进展不顺利，或者没有达到投资人预期，整个项目组都会解散。

  林星辰在计算后发现这种方法并不明智。根据劳动合同法，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在他的理解中，在6个月试用期满前解雇劳动者，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最多可以节省一个月工资多一点。可一旦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或者上诉，还得赔一个月工资回去，“（企业）不值得为这点工资差去折腾”。

  但在现实操作中，一些人并不知道试用期被辞退可以获得赔偿，不少人会被“主动离职”。

  劳动仲裁胜诉后，并没有等到执行

  吴琳和公司的纠纷，真正闹上了法庭。

  她在劳动仲裁胜诉后，并没有等到执行。公司拒绝赔偿，选择了上诉。而一旦启动法律诉讼，吴琳和太平洋证券公司之间的审判结果，就会被发布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

  和劳动仲裁结果一致，一审判决中，法院确认了吴琳和公司之间有长达9个月的劳动关系，并要求公司赔偿她将近20万元，其中包含没有发放的工资，以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两万元的赔偿金——她两个月的工资。

  由于没有签署合同，每个月的工资金额，成为了吴琳和公司双方多次尝试调解的重点，最终法院以吴琳陈述的月工资1万元作为标准，因为公司无法证明他们约定过其他工资数额。

  令吴琳和林星辰没有想到的是，这份一审判决书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刚开始，他们还去联系一些直接发表判决书截图的媒体，删除稿件，或者遮挡住吴琳的名字。然而，分享的人实在太多，她的个人信息已经被曝光在网络上。

  吴琳等到这个结果时，已经离开公司两年。林星辰听说，后来她离开了这个行业。 （文中除林星辰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    文据《中国青年报》 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