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过后，围绕应对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防范金融风险的“组合拳”料将陆续亮相。从目前各方释放的信号来看，化解房地产库存已经成为先行者。但是，笔者认为，要取得四个“歼灭战”的胜利，“降低企业成本”同样不可忽视，而要真正落实“降低企业成本”不妨从减税开始。

    降低企业成本是中国企业转型倒逼之下的必然选择。在过去的十几年，在欧美国家消费、新兴国家制造产品、资源国家提供要素的旧的世界经济平衡框架下，中国依赖每年高达20%—30%的出口增长创造了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速。在规模扩张下，中国企业依赖低人力成本、低土地成本和低环境成本，即使“薄利多销”照样能过上逍遥日子。但自2008年以后，中国企业遇到了两个大麻烦：一是旧的世界经济平衡框架坍塌了，美欧国家民众不敢消费了，外需急剧萎缩，中国企业“以量取胜”的策略失灵了；二是随着中国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劳动力、房租和环境成本都快速飙升。在销售不振和成本拉升的两头夹击之下，中国传统制造业盈利状况不断恶化。

    在经济由高速增长步入中速增长的转轨时期，中国企业“以量取胜”的时代注定一去不复还了。企业必须转型，一是要靠产品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二是要靠工艺创新，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但是，现在企业盈利能力很差，活命都困难，哪里还有财力和功夫去创新？企业在苦熬寒冬时，特别需要政府扶持一把，降低企业成本就是最好的雪中送炭。

    企业成本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等，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涉及多方面的行政改革和市场改革，是一项长期的改革任务，相比之下，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才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应急举措。

    实际上，通过减税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促进经济复苏一直是社会各界的共同期待。但是，这么些年来，中国一直奉行的是“结构性减税”，而不是“整体上减税”，在宏观上的表现就是小口径的税负(税收收入占GD P的比重)多年来一直在上升。政府和许多学者认为，如果考虑到财政支出长期以来具有的刚性特征，以及民众收入水平提高后对公共福利需求的进一步提升，中国继续减税并不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

    对于此观点，笔者也是大致认同的。因为不论是与发达国家27%的税负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22%的税负相比，中国现在20%左右的小口径宏观税负都不是太高。但是，笔者以为，把整体性减税作为中短期供给侧改革措施应该还是一个好政策。

    可资借鉴的是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供给革命。里根上台后，先后于1981年和1986年出台了旨在大幅减税的经济复兴税法和系列税收改革法案。1988年上台的布什政府也沿袭了里根的减税政策。结果表明，这一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1983年开始，美国出现了连续92个月、平均4%的增长。虽然美国的减税政策导致政府的财政赤字初期快速增加，但微观税负的降低很快带来投资恢复、经济增长和税基扩大，最后的结果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反而增长得更快。

    更何况，从预算改革的角度看，中国还是有一定减税空间的。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这些年在预算民主和预算监督方面都有了不小的进步，但是，目前的预算制度还存在三个问题：一是预算比较粗，各单位往往先报个大致数，而且会尽量多报一点；二是财政支出中的经济支出占比大，财政支出需要逐步回归公共本性；三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缺乏有效考核。常见的“突击花钱”现象表明，随着预算制度的改革，财政支出还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看税收，则中国的减税空间还会更大。上面提到的中国税负不高，指的是小口径税负，如果拿政府收入占G D P的比重来计算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则中国37%左右的大口径税负在世界上横向比较来看都是不低的。除税收外，这里的政府收入还包括政府收取的社会保险费、非税收入和各类政府性基金收入。虽然后三者不是税收，但同样是社会和民众的负担，同样是靠政府强制力征收的，具有部分税收的属性。也就是说，中国虽然税不高，但费很高，减税的空间虽然不大，但降费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当然，正如美国一样，减税费对中国而言，一样会带来暂时的财政赤字增加，但应对的办法还是有的。一是中国中央财政的债务率本来就不高，再增加点财政赤字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二是减税只是作为中短期救急政策，等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企业活力恢复后，再逐步增税以偿还政府欠债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