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海外招商的拓荒期，代表泰国官方的投资促进委员会到中国来招商。他们认为我们企业对吸引外国投资没有帮助，因而对我们很戒备甚至敌视。他们开会的时候我悄悄坐进去，中场休息时我就每个桌子上放一本宣传册，不久就被保安清走。”胡海回忆说。他是华立集团海外事业部总经理，曾全程参与华立泰国罗勇工业园的建设。

2005年起，华立决定从“走出去”的实践者转变成“走出去”的推动者。华立的“实战”总结是，中国企业严重缺乏境外投资能力，单打独斗风险很高，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工业园区。华立给自己的定位是全方位的服务商，“企业干自己会的，其他的华立来干”。结果是，2007年罗勇工业园在泰国落地建成，20多家中国企业入驻。

“泰国政府发现自己招了那么多年商招不来大陆企业，我们一下就招来了，他就开始主动邀请我们，要和我们合作，请我们去东南沿海一带，介绍我们在泰国投资的经验。”胡海说。

泰中罗勇工业园是中国首批“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之一，现已有60多家中国企业在这里发展，实现产值37.5亿美元，向当地政府累计缴纳税收超过7000万美元。

华立正把第二座工业园选定在墨西哥。工业园从东南亚延伸到北美，其功效也由单纯的规避贸易壁垒、转移过剩产能，升级到主动融入参与当地的城市规划、地方经济发展，这在部分国家已可以实现。

作为民企主动走出去设立工业园区的典型与榜样，华立受到不少表彰，但也有委屈，那就是民企“非亲生儿子”的身份。今年6月份，在全国政协“一带一路”座谈会上给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汇报时，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多次提到，希望政府能降低政策门槛，让民企与央企、国企一样能享受到政策的支持。

墨西哥园区：罗勇工业园2.0

为什么华立在东南亚取得成功后，将棋子落在墨西哥？

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解释说，泰国基本可以解决中国企业向东南亚市场的转移需求，但在美洲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对“中国制造”产品的限制和壁垒，导致目前很多对美贸易的中国企业日子都很艰难。而由于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欧盟多国、日本等45个国家签有自由贸易协议，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北可与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无缝衔接，南可辐射具有巨大潜力的拉丁美洲市场。

这和最初选择泰国类似。作为最早“走出去”的代表，现任华立生物质资源事业部总经理的肖刚认为，最初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力90%以上是为了绕开贸易壁垒。泰国与欧美、日本、印度等主要贸易经济体关系良好，中国企业通过在泰国投资建厂，取得泰国原产地证书，可促进原产地多元化，绕开贸易壁垒。此外，泰国丰富的矿产、生物等资源，如木薯、橡胶、棕油等，也为来泰企业提供了稳定的原材料。

近日，中策橡胶宣布在华立运营的泰国罗勇工业园打造中国首个国外汽车和摩托车的生产基地，该项目投资10亿元，占地面积840亩。

中策橡胶总负责人姜明胜介绍，之所以选择泰国建立生产基地，一是因为这里的橡胶产量占世界的70%，在泰国设厂，橡胶原料的涨跌将不会给中策带来过多影响；二是泰国基地的成立是中策橡胶积极应对反倾销竞争的最有效的形式，等建成投产后，中策的哪种产品遭到反倾销，泰国基地就生产哪种产品，实现“国外生产，国外销售”新型市场战略；三是出于对未来市场的战略布局，2015年之后，东盟十国将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打造单一市场，中策橡胶泰国基地的成立将为打进4亿人口的东盟市场预先做出创新型战略部署。

尽管在泰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为了真正通过墨西哥辐射南北美，华立没有简单复制罗勇工业园模式，而是提出了工业园区2.0版。

胡海解释说，第一代工业园只满足企业建厂和利用当地资源的需要，不考虑对社区和当地经济的需要，后续的配套设施和服务都是被动做的。第二代的工业园区要考虑和当地社区的融合。比如将来创造了1万个就业机会，聚集各地劳工及其家属，就要考虑居住区建设。“华立希望把工业园的概念升华为涵盖商业服务住宅配套的产业城，这和当地政府的开发理念是相符的。”

肖刚强调，关键在于让当地政府把园区项目纳入城市规划，或规划优先向园区倾斜，对园区提供配套等支持。这样，不光是很多企业入驻园区，整个市政发展都会加快速度，产业城不光对外国投资者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对当地的就业税收和经济发展也会有促进，多方互利共赢。

别人屋檐下的角色怎么演

“工业园区项目顺利推进的成败关键是找到合适的合作方。”肖刚强调，在确保政治安全的前提下，选合作方是在海外工业园建设的首要风险。

在泰国，华立选择和泰国最大的房地产商安美德集团合作成立一个公司，共同推动工业园建设。今年华立开始推动建设墨西哥园区，则是跟墨西哥当地一家比较有影响力的、做电信电缆的家族企业合作。“如果遇到一些不懂业务的强势合作方，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只会让项目陷入被动。”肖刚补充说。

此外，法律架构上的缺陷也可能让项目陷入风险。

华立在泰国的成功让很多企业都想涌入。这让华立反而有了压力去扮演新角色。“我们需要控制，比如我们不想让大批中国橡胶企业全都转移出去，在泰国形成恶性竞争，把市场搞乱，第二就是把轮胎从中国制造转变成泰国制造以后，引起了反倾销国家的注意。不仅政府对我们有要求，我们自己也越来越抬高门槛。”胡海说。

肖刚认为，海外工业园是设计“商业生态”，把这个行业里应该有哪些玩家都事先设计好，形成一个闭环，最终实现价值，基于仿生态的商业进行人为设计。把所有的参与方连在一起的是利益和价值，不存在一个中央指令者，每个公司都是能够实现自身利益的循环体，大家共生互利。“我们在其中扮演三个角色，一是在生态圈里处于核心环节的控制者，二是整个生态圈的设计者，第三才是整个生态圈价值的实现方。”

有了罗勇工业园的品牌优势和近10年的积淀，华立海外工业园招商难的问题在墨西哥工业园并没有出现。现在墨西哥项目还处于规划论证阶段，华立已开始同步宣传招商，和一些企业签了入驻园区意向书。甚至一些企业从原来的入驻者变成真正的参与者。比如5月份，华立与富通就共同开发墨西哥工业园的合作事宜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经营海外工业园区存在诸多挑战，企业进驻园区又撤走的情况时有发生。在罗勇工业园，入驻企业仅所得税一项就可以享受“八免五减半”，即前8年豁免全部所得税，之后的5年减半。一些企业为尝甜头“打一枪换个地方”。肖刚介绍，最初入驻的企业换了大半，投资产业的留下来了，仅仅只是为了绕开贸易壁垒和享受免税政策的都走了。

同时，缺乏有工业园区运营经验的人才也是一大挑战。“真正本土化的优秀人才身价超过百万，还十分稀缺。”肖刚介绍。

此外，对于中国过剩产能的转移，一些国家还有抵触心理。肖刚说，过剩产能并非落后产能，落后产能是个技术判断，过剩产能是个市场判断。很多产能确实宏观总量上过剩，但并不落后，甚至生产工艺还是世界一流的。将中国过剩产能转移到周边等国家，既帮助了它们发展，又解决了国内产业结构调整问题。

胡海判断，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是在东南亚，未来在量上可能会爆发，目的地也会更加多元化。肖刚也透露，尽管目前没有明确选址，但下一步华立将落子非洲。

民企的苦恼

尽管为走出国门的企业保驾护航，但华立在工业园走出去的过程中，因为民企的身份还是没能充分享受到政策红利。

商务部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民企运用国家政策一直是有障碍的。第一，对政府和政府的运作机制不熟悉；第二，政府在投资优惠政策上采取不同的态度。国家战略层面的国际合作项目，一般轮不到民企参与，甚至这类会议也轮不到。

境外经贸区不只限于工业，还有农业产业园区。肖刚正着手负责的农业产业园建设，则面临更严重的不平等对待。

肖刚介绍，在华立投资境外农业产业园区的过程中，无论是投资国当地政府，还是国内的各级政府，都没有过任何政策扶持。在柬埔寨进行木薯资源回运的时候，某些央企能从政府取得每吨15-30美金的补贴，而华立无法享受。市场上木薯干片的价格也就在每吨230美金左右，因为有高额补贴，这些央企在市场上掌握了定价权，民企很难和他们竞争。

同时，现阶段我国实行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制，用以控制玉米、大米等大宗粮食进口规模。但为了促进国储粮的销售，给国有企业保留的进口配额不会足额发放，给私营企业的配额数量，也将取决于这些企业计划购买国储粮库存的数量。只有私营企业在政府拍卖会上买入了比市场价高很多的国储粮并且支付款项，才会获得进口配额，而且这一过程可能持续两个月以上的时间。

此外，汪力成也在上述政协座谈会的汇报材料里指出：“在政策方面，国企和民企在国家层面歧视是非常明显的。境外的金融支持，大部分民企海外投资都是自用自给，金融杠杆的使用不是说不想用，难度太大，一个是制约资金，一个是境内担保，但是国企特别是央企，境外投资金融杠杆的使用限制性是很少的，央企所拿到的资金永远是最便宜的。”

因此，他呼吁，民营企业可以成为“一带一路”的民间大使企业，是对外经济合作的市场载体，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主体。以央企与国企为核心的“国家队”是政府间重大项目合作的主要承担者，而民企则是市场化领域的最佳参与者。

让肖刚感到欣慰的是，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申请由最初的投标制变成了审核制。在投标情况下，央企是有优势的，但现在是企业先干政府再审核，达标过程很长，央企就不干了，所以政策调整对民企还是更公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