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教育30人论坛成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中国教育30人论坛”与《财经》合作举办的“教育改革座谈会”上发言，朱永新表示应该把部分大学，交给民间去办。

      他认为，教育改革明显滞后于经济改革。因为民间办学的活力没有被激发出来，一个是民间财力，一个是民间智力，都没有得到释放。

中国是一个有民间办学传统的国家，但现在对民间办学的限制过多。并不是所有企业只想敛财，并不是所有企业家都想把钱带进棺材，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上市公司和富翁想投资教育而不能？关键是门槛太高、管制太严、民间财力进不来，从而民间智力也无法发挥。

以大学为例。香港科技大学十年时间建成了一个相对世界一流大学，无非是政府“以四两拨千斤”，利用马会的钱作种子基金，然后获得了社会支持，聘请了全世界最好的老师，大学就做起来了。我们内地为什么做不到呢？因为对办大学有严苛规定：第一，必须有五百亩地的校园面积；第二，必须先从专科开始，三年以后才有资格升本科，本科有毕业生以后才可以招收研究生。诸如此类的高门槛让社会资本望而却步。

他认为，不仅应该鼓励民间资本办大学，而且应该把现有的一部分大学交给民间去办。放眼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办这么多大学，因为政府主要精力就是办义务教育。一个国家有二、三十所国立大学，以保证国家竞争力和特殊领域人才培养，每个省有一两所省属大学为地方服务，每个市办一所市属大学，这样的高等教育格局就足够了，其他的应该交给民间去。

民间智力也可以有力地促进教育发展，但是目前受到各种限制。例如，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不愿意送孩子到公立学校，而是在家庭里自己办幼儿园或学校，却往往被禁止或取缔。

其实，微小学校是教育应该鼓励的方向，中国应该像鼓励微小企业一样，鼓励微小学校的发展。中国的巨型学校太多了，动辄几千、上万学生。俄罗斯的学校平均就是六百人，而且是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所以校长基本上能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整个学校就像大家庭一样，这种教育环境是最有利于学生发展的。巨型学校是最工厂化、最流水线化的办学模式，不是个性化的办学。

除此之外，真正的社会智力人才也没有进入到教育领域。例如，艺术家、作家完全可以进入学校，成为驻校画家、驻校诗人，学校不但增添了人才，而且增加了吸引力。现在政府的各种研究机构过多，实际上国外相关机构和研究人才主要在聚集在大学里面。应该通过制度设计，把社会的优秀人才放进教育机构里去。还有，可以考虑把退休教师、退休科技人员等人才组织起来，到农村边远地区去支教。

只有通过改革，吸引民间财力、智力进入教育领域，教育发展才会焕发活力。

他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开展全民教育大讨论，形成教育改革的基本共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多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一些地方和学校的草根变革也悄然进行。但是总的来说没有形成浩荡之势，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革。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社会没有形成对于改革的共识。尤其是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究竟应该把孩子们带向何方”、“究竟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等根本问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许多改革刚刚开始就受多方掣肘，步履艰难而往往半途而废，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各方意见不一。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全体公民对教育的关注与理解程度。所以，有必要像当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一样，开展一场什么是好教育的全民讨论，提升整个民族的教育素养，形成教育改革的全民共识，为接下去的行动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注重市场的力量，鼓励民间资本和智慧进入教育。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引入市场的机制和第三方力量变革教育。所以，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挥好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构建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多元评价的良性体系，并通过立法保障实施。

法治滞后也是中国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教育当然同样如此。法治仅仅强调操作显然不够，其基础必须是完善立法。而我国的教育立法，长期滞后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都已经实行了数十年，许多条文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目前来看，调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关系、学校与教育者关系、学校与受教育者关系的法律规则，显得非常薄弱和欠缺。这样一来，教育关系的相关领域存在着明显的法律真空地带，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以《学校法》为例，建立现代化的学校制度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热门话题，但是作为办学主体的学校，至今却没有一部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而现实生活中，出现越来越多与学校相关的法律纠纷。因此，我多次呼吁制定《学校法》是当务之急。

总之，教育改革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推进教育改革，需要有勇气、有耐心，积极稳妥，还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的配合与支持，需要劳动人事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的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