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抽屉协议，在村镇银行投资领域累计投资达千多万的洪丰多少有点失望，“投资银行，我们也不需要什么话语权或者股份控制权，跟风吧，有得赚就行。”

    民资投资村镇银行，在他的看来依然艰难——艰难的不仅如何进入的问题，还包括风险情报的知情、盈利模式的决策等等。

    两笔潜入千万

    洪丰的实体企业在沿海一带的农村，做了十几年的实体，从企业融资艰难的层面他深刻体会到，如果能投资银行，只要服务做得好，就能抢夺市场份额。当然，当时这个想法把银行作为普通的企业去考虑，是太简单了。

    起初，洪丰想做信用社，多次跑市体制改革办公室（现为市委政策研究所），最终无果而弃。

    他后来退而求其次，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创建跃跃欲试。然而，当时“抢牌”激烈，没有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基本被主导筹办的地方政府拒之门外。大致2007年，他从新闻报道里看到，中国第一家村镇银行仪陇惠民村镇银行在四川开业。

    “在沿海一带，规模挤不过人家，如果去中西部，应该还可以吧？”于是，他启动了西行考察。设立村镇银行的初衷是做向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而且，国家政策不仅欢迎民资入股，还鼓励覆盖更多中西部贫困地区。“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民资进入同样很难。”洪丰深有体会，“当时的村镇银行多由某个银行机构牵头，没有一定的资金往来关系，很难进入他们的队伍。”他再次放弃。

    “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这是必然的市场定位。”实际上，洪丰考察介入渠道的同时，也在考量投资风险以及机构的运营压力。

    “允许民资进入银行业，将使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上存在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更会产生鲇鱼效应、为现有银行业引入激烈竞争。提升金融创新，提高服务质量。”他坦言。

    机会属于有心的人。2008年，当地一名行业龙头的企业在一次聚会中透露，地方政府几年前有意招募他们入股地方农信社改制，现在基本敲定。洪丰当时听了很兴奋，也想挤入这个行列，但他达不到地方政府设置的股东门槛。

    在多次与那名企业主沟通中，洪丰终于寻求到了机会。这家企业愿意和洪丰签订一个入股合约，洪丰可获该企业所投总额度35%左右的投资额度。如此，洪丰的资本间接地进入了当地农信社改制。此后，这家农信社更名为农村合作银行，股本增资至超亿元。“后来才知道，从农信社改制到股本增发，也是为牵头组建后来的村镇银行备战。”洪丰说。

    目前，洪丰所在的农合行已主发起了三家村镇银行，处于控股地位。

    四年没分红

    洪丰依然想自己能够直接入股银行领域。目前，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主要有三种路径，首先是将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这条路现在我是不通了。”他说。再者，将地方性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城市信用社改制成地方性商业银行；此外，新设民营银行。

    “如果民资想控股，没有一定实力是不行的。”洪丰觉得，自己的企业还难以达到。年初银监会发布新规，要求村镇银行发起银行的持股比例限制在15%以内。洪丰认为民资的控制权实际上受到了限制。

不过从行业回报的角度来看，金融领域的收益率依旧远高于非金融领域。

    他间接得到的投资财务数据显示，2012年度，投资收益率30%以上。2013年度略降，收益率接近25%。“这跟我从事的制造业盈利能力差距太大了。”洪丰透露，同样的年份，他制造业的利润率不到8%。

    不过，洪丰称自己四年没分红了，“从这个角度而言，其实我的投资是失败的。”当时，他“潜入”的那家农合行对外投资了三家村镇银行，但受资金限制，洪丰只和那家企业私下约定投资两家。

    以其中一家为例，“这家村镇银行的主发起行位于中部某省。”后来操作中洪丰和他的资本合伙企业负责人发现，要知道千里之外的村镇银行运营情况，非常艰难，更别谈参与管理了。

    他认为，从最初的人员配置，到日常的经营模式，主发起行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规范而完善的机制，而这一切也为后来迟迟难以盈利埋下了伏笔。“去年开始，我就打算卖出村镇银行的股份，但一直找不到买家。”

    洪丰感觉今年的银行市场行情不佳，这从目前逐渐暴露的不良率有关。“目前，吸储难是各地村镇银行的通病。而基于此，又派生出了存贷比居高不下、难以扩张分支机构等问题，影响业务发展和支农力度。”在洪丰眼里，几年前备受民营资本追捧的村镇银行，正渐渐沦为民间资本投资额“鸡肋”。

    洪丰介绍，在实际操作中，村镇银行股权存在的模式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银行绝对控股，并主导管理权；另一种是银行持股比例较低，民企及自然人股东的话语权较大。他进入的两家都是前者。

    洪丰在几次股东团考察中也发现，管理权上，主发起行和民营股东、外来资本和地方资本之间矛盾，一直存在。“现在想想，拥有经营话语权太重要了。很多村镇银行缺乏规范的管理和有效监督，沦为了当地企业的‘提款机’，这样一来便很难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