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民投正式挂牌，利用社会资本盘活产业资产，化解过剩产能、进行产业重组升级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究竟社会资本的引入能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能够成为解决过剩产能的一剂良方吗?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室主任赵英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以下简称CEI)记者采访，对此发表了看法。

　　产能过剩存因

　　CEI：你如何理解目前中国工业经济中的产能过剩问题?为什么要引入社会资本来化解产能过剩?

　　赵英：当世界进入商品经济时代，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就存在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按照存在状态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绝对产能过剩，一类是相对产能过剩。

　　绝对产能过剩是指某个产业在某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从人均需求、供需平衡角度已经达到成熟的程度，总量、规模的发展空间已经很有限。例如中国的钢铁业，我认为在国内基本上处在绝对过剩的状态。相对产能过剩是在一定阶段达到相对的产需平衡，但是从中长期看不意味着在国内市场上今后没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比如汽车工业。

　　相对产能过剩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阶段性的总量产能过剩，在相对阶段，总量上达到供需平衡，很多产能发挥不出来，但很可能在5~10年内在新的需求拉动下出现新的发展。

　　比如光伏，因为产业成熟度、技术性、市场进入等问题，中国暂时没能实现和消化大规模的光伏发电。中国的光伏产品集中在低附加值的部分，当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其他国家不能消化甚至予以抵制时，国内因为产业链不完整，市场进入存在问题，也消化不了产能，这就是一种暂时的相对产能过剩。

　　另一种是结构性过剩。在产业内某种产品可能过剩，某种产品还短缺，这需要通过产业内部的转型升级来解决。比如造船，它面临全球的绝对性过剩。全球的造船产能很大，具有波峰般大起大落的特征。全球经济繁荣的时候，对造船的需求很大。全球经济一衰落，造船业的衰落幅度更大。而且中国的造船大部分集中在散装货轮，属于中低档，高档运输船、海洋工程设备的生产在中国才刚刚起步，这就是结构上的过剩。

　　CEI：从政府的角色来看，政府应该去如何界定过剩产能?

　　赵英：政府调控产能过剩只有3条合理的理由。第一，从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淘汰能耗大、资源浪费严重的产能。第二，从外部性角度，淘汰对环境污染大、对社会的影响比较负面的产能。第三，从宏观经济调节的角度，预防经济过度波动。在难以准确预测淘汰多大规模产能、多少企业合适的情况下，还是从产业末端开始，淘汰明显落后的产能。

　　这需要政府通过制定技术标准，提高准入门槛，在主要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淘汰掉落后产能的同时，通过产业政策加速落后产能淘汰。用制定统一技术性标准的形式，淘汰能耗大、投入产出比低、环境污染大、工艺落后、资源浪费、土地的占用面积过大、与城市发展不匹配的企业。

　　CEI：为什么还要引入社会资本来参与呢?化解产能过剩的核心问题和困难是什么?

　　赵英：化解产能过剩的核心还是利益问题。在我国，企业的兼并重组，比其他市场经济国家要复杂。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不光涉及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利益问题，还有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利益问题。政府出于财政税收和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可能会进行干预，导致兼并重组复杂化。我国目前的财税体制对企业兼并重组也有相当的影响。如果是完全市场化的兼并重组，牵扯的利益比较清晰，行政干预不多，比较容易。

　　化解产能过剩，从国家的角度无非就是两大政策。一种是产业退出政策，通过国家引导产业退出，帮助企业。另一种是社会政策，这是西方国家在遭遇经济危机时通常采用的政策。政府不干涉企业的倒闭，只管发放人员失业保险，帮助失业工人找工作。我国在产业政策层面介入比较深入，如对企业改组改造，对多余生产力消化、重组提供优惠政策，促进兼并重组，提供减税政策，可以说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优点，保证了变革和缓进行。但是政府介入太深，也往往会让政府背上过重的财政包袱，各方利益纠缠，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尴尬。同时，政府也难以做出在过剩产能数量上的准确预测，这只能交给市场去完成。

　　民资目的仍为逐利

　　CEI：让社会资本参与到化解产能过剩中来，究竟能不能起到化解产能过剩的作用?

　　赵英：引入社会资本参加兼并重组，首先要明确社会资本是否承担国家产业政策目标。我认为，其考虑的就是盈利，因为资本就是以创造利润为目的。民营资本不愿意承受确定性不大、风险大的投资。所以引入社会资本进行产能过剩的调整这个命题要认真分析，社会资本有兴趣的目标在哪儿。社会资本参与产业重组是纯粹出于市场、利润的目的，就会有一个问题，国有企业开放的都是过剩、落后的产能，社会资本愿不愿意参与进来。

　　第一，从产业资本的角度考虑，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作为产业资本有没有利用价值。有可能民营资本确实出于需要，或者其认为对民间资本开放的落后产能，从市场经营的角度和自身能力的角度，还有潜力通过重组、内部资源再优化配置，进行价值发现。

　　大型国有企业都存在大而全的问题，不够专业化。有些附属企业本身就是在它核心竞争力之外的业务，是可以剥离的。这些剥离部分，有些民营企业可能有兴趣。比如钢厂的机修厂、运输队、仓储公司可以独立出来，组成专门的物流公司，接受民营企业的加入，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个物流公司本来就有固定的雇主，是可以赚到钱的，社会资本也愿意进入。

　　第二，从金融、财务处理者的角度，作为财务的终结者角色，民营资本如何盈利。社会资本可能也认为某个企业无法拯救了，但是其看中企业的土地和一些剩余物资的处理，从存量中发现财务价值。这些国有企业没法变现的东西，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价值找到盈利，甚至可能从灰色地带交易牟利。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就是民营企业通过公开的，乃至是灰色路径寻租、发现价值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国家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补充社会政策，比如在谈判中，地方政府肯定会要求参与其中的社会资本解决企业下岗工人的劳保等问题。

　　当然，这些社会资本大部分是出于财务目的参与其中，出于产业发展目的的比较少。投资公司、民营资本的深远目标肯定不是帮助国家处理产能过剩。这次59家民营企业共同控股的金融财团中民投和一般专门做投资的金融财团没有根本区别，就是通过集中分散的资本做更大的事情。公司原本的目标或许是做投资银行，但是目前只能走到这一步。

　　所以，总的来说，引进社会资本参与落后产能的调整和淘汰工作是有益的，但是不能寄予太大希望，应该予以鼓励，同时也要予以规范，不能出现贱卖国有资产的情况。

　　CEI：涉及过剩产能的企业存在部分剩余物资的价值，为什么国有资本没有参与进来?

　　赵英：这和国有资本的退出有一定关系。像中投这类国有资本，它主要的角色是从整体上承担国家庞大外汇资金的保值增值。有些拥有投资公司的国有企业，也是为集团多元化服务。而且一些行业为竞争性行业，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看，国有资本一般不会再进入。只有在另一个国有企业参与竞争的情况下，有可能找金融公司参股，金融公司会有兴趣。有些大集团内的投资公司可能不得不参与本集团内落后产能的重组。

　　从财务风险的角度看，国有投资公司也不可能参加其中，其参与的都是按股比分散风险。作为金融企业的角色，这些公司没有意愿和专业能力派出团队接管充满坏账、无法继续运营的企业。

　　不会重蹈覆辙

　　CEI：你怎么看待国家明确批示，要成立中民投的前提是指向过剩产能?

　　赵英：这个做法是对的，它跟中国金融的逐步放开一样。成立这种投资公司，国家其他方面肯定给了一定优惠。我想民营企业也能想出一些办法，把淘汰企业重整包装完以后，把企业卖出去，让资本退出来。虽然有一些社会资本有很强的产业资本形态，但是最终资本还是要退出的，否则金融资本就循环不动了。做为受政府意志影响比较轻的民营资本投资公司，在每操作一个动作之前，他们肯定想好了退出的路径才会进入那个行业和企业。

　　CEI：最近一直在提倡产融结合，像光伏这种相对过剩的产业就存在产融结合的问题。这次中民投会不会成为产融结合的典范?

　　赵英：现在有一个概念，叫产业链金融。它指的是通过兼并一个企业，再扶持若干个上下游配套的企业，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为这个兼并的企业找到出路。对于投资公司来说，这是有可能做到的。但是，必须是有产业投资、管理经验的公司。

　　比如，当投资集团中已经拥有一个大船用发动机企业，它可以选择投资造船厂，实现“1+1>2”;或者原本投资集团拥有的零部件厂，再去投资总装厂，为零部件厂找到产业链下一个环节，也是可行的。

　　但是如果向日本学习，形成矿、钢、船、运一条龙的自我循环，在不同阶段依靠其中的一个利益点来供养整个产业链条，形成利益链，依靠一个纯粹的金融投资公司是做不到的。投资公司不是产业资本，如果要做到整条利益链，必须在一个大金融资本的支持下，有一个核心的产业集团才能做到。

　　CEI：在引导中国社会资本投资实业的时候，应该怎样把控政府资源的让渡?如何规范市场操作，规避道德风险?中民投会不会重蹈上一轮国有企业改制的覆辙?

　　赵英：他们的行为肯定会有变化，难以避免的是地方政府行为的随机性，有很多难以控制的因素。如果完全按照国有资本拍卖程序，加强处理过程的透明化、公开化，引入第三方评估，基本不会出现问题。

　　如果地方政府要参与，涉及到地方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的时候，一定要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国有资产处理的规定、财务的规定执行，同时要加强监督、审计。目前来看，重蹈上一轮国有企业改制覆辙的可能性会比较小。

　　还需要程序公开，在市场上要充分、透明的定价。同时，国家要加强监督，程序上的每一个步骤都要做到。除此之外，比如说价格，要依靠市场决定。

　　最重要的是，在拍卖过程中，国家一定要通过审计，对涉及国有企业的所有资产做出评估，确定企业的最终价值。最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就是对企业资产评估的环节，可能出现高估或低估，也有可能存在国有企业经营者有意把企业价值做低的情况。这就需要加强审计，引入第三方机构。否则很容易出现企业负责人把企业做亏损的情况。

　　一定要重视评估、审计的阶段，设定前置关口，引入第三方评估和审计，确定中间没有出现资产转移。等评估完成之后，国家可以规定底价，再经过市场定价。这是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