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的争论非常有意义，但是这一轮的讨论到目前为止，进行得好像并不那么令人满意。”11月12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举行的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产业政策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对近期的讨论略表失望。

　　他认为，第一个问题，应该讨论的是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而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的问题。在国际上，产业政策从中国开始引入的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已有很多进步和变化。最近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教授在争论的，更多是日本早期——战后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执行的产业政策，即选择性产业政策，而非功能性，或称横向定义的产业政策。

　　日本早期的产业政策要不要？“国际主流和日本国内都已经有答案了，再搬出来讨论意义就不那么大。”他说。

　　他进一步表示，历史上有过的讨论以及相应的文献，很多都被遗忘了，又重头走一遍，这样走不了多远。CIDEG组织这场产业政策研讨会，接下来希望将相关文献再介绍给国内，也是为了让讨论在过往文献的基础上深入。不一定“站在巨人的肩上”，但是至少要给前人“做一个接力赛”，才有可能把研究深入下去。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自身的情况。他表示，中国实行的产业政策是照搬日本早期的产业政策，就是政府运用一系列的调控手段，去扶植一些产业，抑制一些产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日本主要用到的产业结构政策与中国主要用到的产业组织政策，还是有区别的。后者本质就是扶植大企业，行业太分散不行，要提高产业集中度。

　　“青木教授（注：已故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青木昌彦）提醒我注意一条，他说日本政府没有中国政府强大。”吴敬琏说。日本经过麦克阿瑟的民主改革，政府没有那么强大。日本想把乘用车产业塑造成三个公司，本田反对，就推行不了。中国政府则能规定“三大三小”的行业格局，甚至连已有出口的汽车企业也一直没进准入名录。

　　针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在同场讨论中提到的，产业政策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化方向的转型提供了一个不错的选择，吴敬琏表示，产业政策对于原来的计划经济，确实是一个进步、改良，但是与市场经济的设想相比，是一个退步。

　　第三个问题主要关于竞争政策。他指出，目前政府已经有一些改变，实际上是要强调竞争政策。在去年深改小组通过的关于价格改革的文件中，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要树立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换句话说，中国政府管理和领导经济要从过去主要靠产业政策，到未来树立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

　　今年国务院就此发布了一个具体化的文件，即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第一步要对所有新的政策、规定是不是违反竞争原则进行审查，第二步还要对过去的各种政策、规则进行公平竞争审查，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就要改。

　　“我们目前使用的产业政策，到处都是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他说，现在国际主流经济学界讲的合适的产业政策，最大的要点就是要能够帮助推进竞争政策。

　　他举例称，比如要支持创新，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菲利普·阿奇翁（Philippe Aghion）就认为要用产业政策，方法可以是给补贴，但是面对行业中相对弱小的企业。因为如果不给补贴，弱小的企业很可能会在竞争中退出这个领域，令大企业形成垄断。只有弱小企业留在该领域，强化了竞争，创新才有可能。而中国的做法通常不是这样。

　　吴敬琏最后表示，产业政策的问题说到底是顶层设计问题，即第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到底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该问题已做出结论，但是对具体的用语存在不同的理解，也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带来的矛盾。

　　第二个层次是，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两者的关系是什么，是用产业政策去抑制竞争，由政府取代市场去配置资源，还是这两类政策良性互动，产业政策最重要的着力点还是保证有一个竞争的环境、竞争的体制能起作用，因为在很多领域，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发挥作用的，因此政府应该为市场起作用做出自己的努力，保证市场能够有效运转。

　　第三个层次才是各种具体的产业政策、竞争政策措施应该如何运用，去解决中国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