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经济病了，病根之一是部分官员的庸政懒政。官员的“庸懒之疾”有多种表现。一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要事情不影响自己的位子，就不闻不问；遇事绕着走，能躲就躲、能推就推。二是办事拖沓，推诿扯皮。三是敷衍塞责，应付了事，“占着位子不干事，拿着工资不出力”。

    庸政懒政也是一种腐败。看似渺小，实危害巨大，若不治理，会对党和政府的形象、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全面深化改革造成不可低估的破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一语中的：“土地给了，一直闲着；钱下拨了，仍然‘趴’在账上；项目批了，迟迟未见开工！政策再好，不干有什么用？政策千条万条，不干就等于‘白条’！”

    治理庸政懒政的核心在于提高政府效率，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既不能“乱作为”，也不能“不作为”。这可谓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一个漫长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三招两式就解决，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改观。但只要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措施得当，假以时日，必有斩获。因此，重振东北经济，东北各级政府不妨从治理庸政懒政入手，创新政府治理模式。

    完善政府官员“淘汰机制”

    记得有一首《凡人歌》，普通百姓为了生计，企业家为了企业发展，无时无刻不处于紧张忙碌之中。为何政府官员能超越“凡人”，不思进取、庸政懒政呢？缺乏竞争是原因之一。

    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是一个典型的垄断组织。放眼世界，任何国家或地区，政府都是其管辖疆域内唯一拥有强制权力的组织，都不允许其他竞争性的组织存在。“独此一家”的性质赋予了政府“天然垄断”的地位。作为政府雇员的各级官员，无论级别高低，权力大小，自然不像市场竞争环境下的企业组织那样，时时“生于忧患”之中。

    当然，政府官员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晋升竞争”。从科员到科长，从科长到处长，从处长到局长……为了早日“脱颖而出”，官员们存在极大的“立功表现”动力，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减政府垄断性质本身带来的懒政庸政动机。但同时，官员晋升阶梯呈金字塔形状，越往上名额越少，难度越大。统计显示，公务员从科员级到县处级的升迁比例仅为4.4%，从县处级升为厅局级的比例更是低至1%。这势必造成大部分官员放弃竞争，“甘于平庸”，碌碌无为。

    尽管我国自1996年起已开始实施公务员辞退制度，近期更有所谓的公务员“离职潮”，但是，与企业员工16.7%的离职率（2012年）相比，公务员的辞退率、人员流动率就显得微不足道，公务员依然是中国“最稳定的群体”。对政府官员而言，“下岗失业”的压力几乎没有。因此，完善现有的政府官员淘汰机制迫在眉睫。竞争压力增强了，政府官员才会有廉政勤政的动力。

    加大社会监督力度

    如果说竞争缺乏使政府官员没有廉政勤政的动力，那么绩效考核难则让部分官员有了庸政懒政的可乘之机。

    与企业一切为了“利润”不同，政府的目标往往具有多重性，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既要追求效率，又要维护公平等，且这些目标之间有时难免有一定冲突。所以，这导致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有一定难度。比如，“唯GDP论”促使官员拿出了漂亮的经济指标，但环境指标却可能不尽如人意，那么这官员是干得好还是不好？

    政府服务的“团队”性质也使官员绩效考核难度增大。省、市、县甚至街道办事处，其绩效往往是多部门协作的结果。这就给个别部门“推脱责任”、“相互扯皮”带来了可能。即便是某一具体部门，其绩效除取决于官员自身努力之外，还与上下级部门之间的协同、外部环境好坏等因素相关，更重要的是，有些绩效指标很难量化，比如“办事效率”、“办事态度”等，所以，具体考核其绩效好坏也往往不容易。

    政府部门内部的“自我改进”当然必不可少。比如，细化工作职责，要“一站式服务”、“一个窗口对外”、“一次性告知”；“德、能、勤、绩、廉”综合考核；提高政府内部尤其是纪检部门的监察力度，健全问责机制等，诸如此类的举措对治理庸政懒政应有一定实效。但是，由于政府部门绩效考核难的“天然属性”，因而，加大社会监督力度，让 人民群众从外部监督政府官员的行为，或许更加简单、经济。就像不能让顾客满意的企业，顾客会“用脚投票”宣布企业的失败；政府官员绩效如何，人民群众也应该有最大的发言权。

    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

    政府官员也是人。他们也大多“上有老，下有小”，也要养家糊口，维持生计。合理的薪酬水平也是促使他们保持工作积极性的重要动力。应该承认，部分政府官员的庸政懒政也与现有的薪酬制度缺陷有关。

    缺陷之一是收入“隐性化”。2006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基本都实行了“阳光工资”制度，把基本工资以外的收入（如补贴、津贴之类）都纳入到工资范畴内统一核算。但是，由于公务员不用缴纳社保，退休后由财政发放的退休金又往往高于企业员工，同时，医疗保险等方面的待遇也令企业员工望尘莫及。实行这种薪酬制度的结果是，尽管社会普遍认为公务员工资待遇“足够好”，但公务员大多觉得自己的薪酬不高。令人欣喜的是，新一轮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已经落地，这一缺陷有望矫正。

    缺陷之二是基层公务员收入过低。我国共计有近4000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其中700多万基层公务员长期工作在一线，条件相对艰苦，但由于职务晋升通道狭窄，而工资又与职务挂钩，导致大多数基层公务员收入过低。比如，有的在乡镇工作了三四十年，月工资才2000元左右，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月工资也就3000元左右。显然，这样的薪酬水平确实会影响部分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由此观之，我国县以下机关公务员实施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确实必要且针对性强。

    缺陷之三是缺少动态调整机制。社会经济在快速发展，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在提高，人均消费指数也不断攀升。作为一些基层公务员，多年未涨工资的确让人比较“尴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庸政懒政。所以，要建立工资动态调整机制，比如每年或每隔两年根据经济发展、物价水平等情况，相应调整公务员的薪酬水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公务员的工资“一涨了之”。全球清廉指数排名第4位、第5位与第7位的瑞典、新加坡与挪威，他们的公务员工资分别相当社会平均工资的96%、85%~88%、99%，均比企业部门要低一些。

    重塑公务员队伍的价值观

    正式制度是重要的，但只有正式制度却不够。因为，任何正式制度都有“漏洞”，都不可能详尽、一览无余地规定好每一个动作细节。所以，政府官员的行为还必须有非正式制度予以约束。非正式制度，就是没有明文规定，却对人的行为有约束作用的规则，比如价值信念、风俗习惯、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

    庸政懒政现象也说明，部分官员的信念出现了问题。“为人民服务”是所有政府机构的标志性口号，也是约束政府官员的非正式制度，但他们追求的却是“为自己服务”。造成这种“双面官员”的原因，就是信念与行为之间的错位，所谓“嘴上一套，行动一套”。所以，治理庸政懒政，让官员们“言行一致”，价值观重塑非常重要。

    目前我国的公务员队伍主要通过“国考”形式录用。虽然“国考”有利于优中选优，为政府机构提供高素质人才，但很多人的“考试动机”却与公务员行为要求有着明显背离。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参加“国考”的人，十有八九是因为“稳定”、“福利待遇好”等个人目标，鲜有“为人民服务”、“报效祖国”等公共目标。怀抱这样目标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当个人收入与社会地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时，自豪感、满足感、优越感都比较高，工作积极性也较高，但当情形发生逆转时，心态则很容易失衡，进而导致庸政懒政，不思进取。

    重塑公务员队伍的价值观，口号、宣传等固然不可或缺，更重要的还是制度创新。比如，提高“国考”的年龄门槛，让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先经过社会的洗礼，当他们认识到当一名公务员才真正是自己的价值与能力匹配时，再允许进入公务员队伍。再如，扩大公务员队伍中的“临时工”比重，把政府机构中一些日常性、非技术性工作让这些“能力”不是很强，但心态端正、作风踏实的人来承担。总之，只有当政府官员的观念彻底变了，庸政懒政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