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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一季度，东北三省经济并未走出2014年的冬天，经济指标未出现好转，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面对这种罕见局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了，并直言，东北三省的经济数据令他揪心，已跌出了经济发展的合理区间。那么，东北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东北经济被谁困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提出之后，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重要的顶层设计文件。短短几年内，东北振兴取得了显著成效，东北三省经济增速甚至一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长期制约东北经济发展的深层问题，如民营经济不够活跃、体制障碍多、对外开放程度低、产业结构过低过重等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不仅如此，政府过多采用短期刺激手段发展经济，进一步加重了东北经济对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资的依赖，阻碍了市场活力释放。

    随着本轮大宗商品“超级周期”逐渐接近尾声及世界经济政治局势进入新一轮动荡期，原油、铁矿石、铜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持续下跌，世界经济复苏步伐受阻。作为中国重工业最密集的区域，东北经济对大宗商品价格最为敏感，所受到的影响无疑也是最严重的，外部需求不振及投资增速下降导致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以往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深层问题再次显现，出现了所谓的“新东北现象”。虽然一些学者认为，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之后，“新东北现象”与当年的“东北现象”有着本质不同，但笔者认为，如果从经济增长驱动方式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两者并无明显差别，都是过度依赖政府“有形之手”，忽视市场“无形之手”的结果，而这恰恰是导致东北经济“振而不兴”的主要原因，东北经济困局的“解药”也正在此。

    “有形之手”为何不放心“无形之手”

    由于历史原因，东北经济结构长期存在“两高”特征，即“国有经济占比高”与“重工业占比高”，正因为如此，东北经济曾风光无限，占据全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但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率先顺应经济规律，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实力提升以及对发展模式的不断探索，珠三角与长三角在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充分保障了经济发展的韧性。

    反观东北，受原有思维影响，政府“有形之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使市场“无形之手”难以发挥作用。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曾形象地指出，东北是全球苏联式经济的最佳“典范”，因为其计划思维持续了如此之久，直到现在，很多人仍不理解或不相信市场的作用。改革开放乃至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提出之后，东北经济一直未能解决的核心问题，便是如何协调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关系。

    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政府方面来看，由于东北经济结构的“两高”特征及近乎严苛的经济考核指标，保障国有经济与重工业平稳发展是各级政府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政府的“有形之手”。长期以来，东北国有经济与重工业效益存在“一帮就好、一放就差”的情况，政府很难放心大胆地让市场“无形之手”发挥作用。

    站在国有企业角度，虽然随着区域间市场竞争的加剧，已经能够切身感受到来自珠三角与长三角企业的冲击，并且也从改革中尝到甜头，但偏安一隅与长期享受政府扶持的惯性心理使其很难下决心进行彻底革新，自生能力形成缓慢、创新动力不足。

    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市场环境相较以往有了很大改善，但不得不承认，民营经济仍不时面临着来自政府与国企的歧视性待遇，在较强势的政府和国企面前，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不仅地位上矮一头，在发展中更显得瞻前顾后，如履薄冰。所有这些，都导致东北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与创新动力很难和其他发达地区相提并论，做大做强的难度要远高于珠三角与长三角。在全国工商联评选的“201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东北三省仅有14家企业上榜。

    近期笔者与辽宁多地民营企业座谈，有企业代表反映，即使我省已实施多轮“简政放权”的行政改革，行政审批手续繁琐及政府管理部门服务意识不强仍是制约企业投资热情的重要因素。一些由政府财政出资，支持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资助项目，资助额度偏低且申请手续繁琐，企业要花大量精力准备申报材料，而在事后验收时，受资助企业还要花费更多成本完成验收手续。繁琐的程序直接打击了真正想创新发展企业的申请积极性，反而更容易筛选出以“拉关系、搞公关”为主的非创新性企业。

    东北经济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振兴，从表面上看是要解决GDP、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失速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讲，是要回答如何在东北经济产业结构“两高”特征下，确定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平衡点的问题，既要保证政府对经济基本面拥有足够的主导力，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能力，这才是提升东北经济发展活力，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关键。李克强总理在东北三省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已给出了明确答案：要打破体制机制束缚，要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东北新一轮振兴。

    大连要做东北“简政放权”的引领者

    从全国发展趋势看，由政府主导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很难持续，必须尽快确立以创新驱动与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需加速职能转变，建设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这也是新一届政府不遗余力推进“简政放权”的最终目的。东北应抓住这一契机，站在全局发展的高度，结合东北特殊的产业结构特征，找到“有形之手”、“无形之手”的平衡点。

    作为东北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大连长期以来都占据着东北的“政策高地”。因此，在东北经济面临困难，急需通过“简政放权”、自贸区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全面深化改革艰巨任务的时候，充分发挥大连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大连应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在落实中央“简政放权”政策基础上，结合自身情况，深入探索并推广审批事项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当前，关于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模式已在上海、广东、福建、天津四大自贸区推广并实施，与现行政策相比，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在服务业、制造业领域进一步减少了准入限制，2015年版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更是成为国务院为第二批自贸区挂牌附赠的“大礼包”。作为下一批自贸区的有力竞争者，大连在东北具有极大的区位优势，有动力也有责任在东北“简政放权”之路上起到表率作用。具体策略可分为三步来走，首先以现行的自贸区“负面清单”作为依据，结合东北实际情况，适当简化企业审批事项，在实践中找到政府主导性与市场活力之间的平衡点；其次，在时间上使“负面清单”的调研、论证与自贸区申报同步进行，争取实现自贸区获批与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之间的“无缝对接”；最后，充分发挥自贸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将大连的实践模式和经验推广至全东北。

    二是充分利用大连的突出区位优势与特点，积极争取推进大连进入第三批自贸区。获批自贸区，不仅意味着数十项政策红利，更可能意味着当前东北经济疲软背景下新增长点的出现。东北经济增速减缓迫切要求尽快“打破体制机制束缚”，在政府、企业生产与居民消费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在实际操作中，最缺乏的就是一个契机和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引领者。大连自贸区就可成为这个契机，大连拥有成熟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且正在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东北亚国际物流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具有政府管理、消费能力、技术创新等多重优势，自贸区若顺利获批，必将能为东北经济注入发展活力。

    三是依托金普新区、软件园等，本着以制度创新带动科技创新的原则，改善企业成长环境和创新环境，真正实现对中小企业的培育。在金融方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探索建立政府出资的政策性融资体系和担保体系，同时研究设立市区两级风险补偿基金，用于政策性担保费用补贴和风险补偿；在行政方面，还需明确扶持目标，以成果产出而不是拨放资金为导向，进一步简化各类扶持政策和创新项目的申请审批手续，以事后的绩效考察代替事前的层层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