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四风”、改作风的深入，从严治党成为政治新常态，一些干部身上的“不适应症”也越来越明显。比如，取消贵宾厅等细致服务后，有的县委书记居然不会办登机了，比刚进城的农民还懵懂，订票、取票、换登机牌等，不问就不知道，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些干部去医院不知道怎么挂号、乘公交车不知道如何投币刷卡；没有人代拟讲稿、安排事宜，就不会说话、不会写文章，甚至不会思考……（11月3日人民网）

    领导干部工作生活“难以自理”，居然到了这个份，这种“本领恐慌”让公众笑不起来，反倒令人忧虑。

    领导干部工作生活“难以自理”“四体不勤”，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处处需要别人侍候，这样的领导干部还能为百姓当公仆吗？肯定不能。这样的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远离百姓，不晓得百姓疾苦，与百姓没有共同语言，不拍脑袋乱决策祸害百姓就谢天谢地了。

    这些领导干部之所以“难以自理”“四体不勤”，是因为他们手握权力，有埋单之处。如果他们只是普通干部，想让人侍候门都没有，那些“马屁精”也不可能媚权奉承。这就是说，待遇是与权力相联的。当然，握有权力的领导干部并非都沦落到“难以自理”“四体不勤”的份上，有许多握有权力的领导干部如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和群众同甘共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然而，如果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与待遇，“难以自理”“四体不勤”是早晚的事。让人想不通的是，一些基层“父母官”权不大，法定的待遇不多，也“难以自理”“四体不勤”，这显然是权力待遇的过度滥用。

    领导干部工作生活“难以自理”“四体不勤”，其实是官员的腐败，它像毒瘤一样散发着臭气，具有很大的传染性与腐蚀性，如果任其蔓延，会把握有权力的官员们烂掉，会动摇我们的执政基础。因而，把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绝非空穴来风，应削减并限制领导干部的待遇，把其待遇也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进行制度设计，把领导干部是否工作生活“难以自理”“四体不勤”纳入考核范围内。对有这个毛病的领导干部要亮警告牌，限期整改，对那些整改不掉者，当摘其乌纱，让其回家种红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