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10岁男童小峰在公交车上捡到一个钱包，包中有491元现金。对于在农村长大的小峰而言，这不是一笔小数目，足以实现他眼下最大的愿望——买一辆自行车。妈妈给小峰出了一个主意：找到失主，归还钱包中的银行卡、身份证等物品，但要求失主给1000元钱，作为孩子购买自行车的资金。几经讨价还价，失主最后花300元钱给小峰买了一辆自行车，以示酬谢。

    （7月15日《成都商报》）

    在传统价值观框架下，“拾金不昧”与“知恩图报”的两种美德相互依存，人们默契地相互给予温情和有形的回报。如果男孩捡到钱包，急失主之所急，立刻想方设法将钱包送还失主，而失主万分感激，一定要拿出一部分现金表示感谢，这就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圆满结局。而在当下，人们的价值观已变得多元，这两种美德间的平衡慢慢被打破，拾金之后，看到实实在在的回报似乎更有激励作用。其实，小峰和妈妈都没有选择直接将钱包“昧”下，说明心中还存有美德的种子，后来事态的发展之所以变得有些“拧巴”，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中华传统美德在当下的传承中正在遭受挑战。与此同时，作为法定酬金的多寡界定也过于模糊，才造成了执行困扰。

    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但拾金不昧与拾金索酬并不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12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索要酬谢并非不当，但索要酬谢的数额超出钱包内现金两倍余显然就不合适了，如果男孩只是索要50元，不会受到这么强烈的社会关注。假如有人捡到一个只有身份证和护照的钱包，就向失主索要500元，这是不是也受法律保护？对此，我国《刑法》也有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就是敲诈勒索。既然“有偿归还”和“敲诈勒索”也就是一步之遥，制定法律时就应该更加细化，以确保执行时不会遇到问题。

    同样问题，有些国家的规定就十分详尽，值得借鉴。比如，在德国，拾得人可以要求受领权利人支付拾得人的报酬。拾得物的价值在1000德国马克以下的，其报酬为该价值5%，超过此数的，超过部分按3%计算。动物为价值的3%；在英国，付酬是该项遗失物的10%；在日本，《遗失物法》规定，受物件返还者，应将不少于物件价格5％，不多于物件价格20％的酬劳金给付于拾得人。如果我们的法律也详尽到如此程度，就不会出现类似的新闻了。

    “拾金不昧”属于道德范畴，“拾金索酬”属于法律范畴。享受合理报酬是法定的权利，放弃报酬则是道德的体现。我们要鼓励人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同时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也要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