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段性成效彰显改革成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说，自贸试验区设立后，承担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试点任务，经过实践，自贸试验区初步建立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型外商管理体制，以市场主体信用分类管理、政府综合执法为特征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基本建立。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王新奎说，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通过三年实践，逐渐转变政府治理思路，从“跑马圈地”中走出来。将上海自贸试验区和“四个中心”建设相结合，取得了集中的政策效益，比如，保税区贸易便利化和国际贸易中心结合，张江“双自联动”和科创中心结合，陆家嘴金融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结合。

    差异化试点探索制度创新

    新设立的自贸试验区既有东北、沿海，又有中部、西部，加上原有的4个自贸试验区，初步形成了先行先试的区域发展布局。

    在辽宁设立自贸试验区，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具有现实意义。赵晋平说，通过扩大开放积极培育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为东北振兴提供新动力，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此外，大连等沿海口岸城市作为对外开放前沿，积累了国际贸易和投资合作方面的经验和成就，在新阶段探索新的市场化改革取向也是一个重要定位。

    他认为，在浙江设立自贸试验区，则是立足于全球配置资源的角度，特别是从大宗商品、石油、矿产资源角度，通过提升制度安排上的优势，以增强全球市场资源配置能力和定价能力。

    湖北处在长江黄金水道和交通大动脉相互交织的枢纽地区，其功能在于如何承接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和国外的产业转移，并通过体制创新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在郑州设立自贸试验区，探索形成立体化交通和物流体系，对软环境的建设和制度安排、政策体系先行先试，具有贯穿南北东西的重要意义，对中部崛起带来直接影响。

    “在重庆、四川、陕西等西部三个省市设立自贸试验区，共性是带动中西部的发展，包括内陆城市的发展，同时，三个地方又各具特色。”赵晋平说。

    “从战略需要上讲，再度扩容后的自贸试验区建设，既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战略结合，又与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布局相一致。”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说。“自贸试验区建设将继续紧扣制度创新这一核心，承担起推进改革创新、进一步复制推广试点经验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