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提出“供给侧”、还是 “需求侧”的问题？

　　现在决策层面有两个说法。一个叫“三期叠加”，一个叫“四降一升”。“三期叠加”是指经济发展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四降” 是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症结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特别是2008年以后，这个问题就变成一个不管是党的领导还是一般的老百姓、学界、政界、企业界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理论上来讲，对于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我们学宏观经济学的时候都学过，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一个从需求侧分析，GDP的总量从需求侧来说应该跟总需求相等。总需求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就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

　　另外一种分析就是供给方分析，供给方也是三个因素，就是GDP总量，或是GDP的增长由新增劳动、新增资本和效率提高决定。这三个东西假定所有的资源都用到最好，就形成了潜在增长率，这是总的分析框架。

　　至少从2009年以来，不管政府还是学者，主流的办法是从需求侧分析，也就是所谓“三驾马车”。2009年开始有人说我们增长速度下降就是因为总需求不足，三驾马车没有力量。由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对应的政策就是所谓的扩需求、保增长。过去保8%到后来的保7%、保6.5%等等。

　　扩需求用了各种办法，比如说扩大出口需求，看起来这个东西很不容易做到。后来比较集中的就是要扩大消费需求，以至于要搞城市化。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概念上的误解。它把需求说成是消费欲望，其实问题在于我们讲的需求都是有购买力的需求，它要增加收入。增加收入不是用一个行政规定就能解决的，我们用了很多办法，包括规定最低工资，规定省、市工资增长多少，因为效率没有提高所以很快就不行了，企业受不了。

　　有一件事政府比较好做的，就是投资。本来中国储蓄率就比较高，加上政府可以运用它动员资源的能力、发钞票的能力增加投资。但是这个方法从理论上说不通，很明显三驾马车起来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我们的问题是误用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的方法分析一个长期问题。更加现实的是，这套东西做出的政策长期使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有它的无效性和带来的副作用。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投资回报递减表现得非常明显，经济学有投资报酬递减规律，认为这个规律表现得非常明显。

　　另外一方面的后遗症是杠杆率不断地推高。因为货币超发使得资本市场的泡沫膨胀，风险累积。

　　这两个办法看来能维持一段时间不爆发系统性的风险，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我们能够抓紧这段时间推进改革，建立一个好的体制，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了。归根到底，这是为了赢得时间推进改革。

　　四、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要提高效率，主要是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把这个两个平起平坐，市场起作用，政府也要尽量发挥作用，实际上他们的领域是不一样的。实际生活中当然是政府更有力量，结果就变成了政府调结构，其实两者起作用的范围不一样，三中全会决议我觉得是说清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管政府的事，政府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公共品，不是直接插手私用品的生产和经营。

　　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其实就是实现资源的有效地再配置，这个功能主要应该是市场承担的。当然政府行政手段好像见效快，根本问题政府它怎么知道什么样的结构好？你看现在去产能的产业都是因为当年它的产能盲目扩大，是怎么扩大起来的？政府没有可能知道什么结构是最好的结构。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当然要用一些行政手段，但是看着准的很有限。

　　现在已经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上一轮的支持战略新型产业的发展，政府做了很多弱化竞争直接干预，其实那个效果是不好的。比如电动车行业的“骗补”问题。1月财政部发了通知查“骗补”，咔碴一下产量就下来了，因为一个月拿到补贴的8万辆，上牌照只有一万辆，就发现这里面有问题。工信部说这是小概率现象，但是这个事件不是太小的概率。总之，政府即使需要介入微观经济，也要非常注意方法，不能削弱竞争。

　　总之，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着力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我们就能够真正提高供给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