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炉的《湖南外向型经济法治环境研究报告》显示，受访企业普遍认为，外向型经济法治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审批事项太多。报告建议，对申请人手续齐全有效的报批申请，并联审批综合窗口接件并分送各审批部门受理后，审批部门未在规定时限内办结，或作出书面告知延期理由后，在延期承诺时限内仍未作出决定的审批事项,视为“超时默许”。

    “超时默许”之所以备受关注，一是将“超时责任”明确还给政府部门，降低了社会成本；二是立竿见影地提高了行政部门的办事效率。但这一制度在改变超时审批上究竟能发挥多大的实际意义，不少人仍心存疑虑。目前，行政审批的突出问题是管理不规范、随意性大，重审批，轻监管。换句话说，就是进门的“门槛”设得高，一旦进了“门”，几乎就放任自流了。因此，要使“超时默许”机制叫好又叫座，不仅要在审批权限上明确要求，还要与责任追究紧密挂钩，将问责的“板子”及时打到位，这对建设现代政府、解决不作为的问题和保护企业和公民利益提出了更高要求。

    总之，程序不减、时间缩短、保证质量，是对基层行政审批改革的基本要求。实现这些要求，在推行“超时默许”的过程中，行政问责显得格外重要。如果责任追究形同虚设，或者力度不够，就不足以警戒行政审批部门和工作人员，行政审批中长期搁置、拖延不办的问题就会面貌依旧，甚至变本加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