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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政商关系要理清官场与市场边界 | | 来源： 点击数：475次 更新时间：2015/4/21 9:26:13 | 政商关系是政府（包括国有企业）与私人商业间的关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掀开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崭新一页，提出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可视为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思路。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然而，由于规则的缺位和利益的召唤，“有形的手”的力量一度急剧膨胀，隐约呈现超越计划经济时代之势。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权力不断扩张，寻租空间日益增长，腐败的广度和烈度都在跳跃式发展。
腐败的日趋严峻，标志着既有的政商关系已然走入了困境。排除官员与企业家的自我修养和个人品德因素，政商关系的本质，归根结底是理清政、商在资源配置的作用中的轻重关系。在官场和市场中彻底理清边界、肃清规则，则是建立新型政商关系的基础。李克强总理在首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看做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也提及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表明国家领导集体已经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
畸变的政商关系，是桌面下的权贵利益集团的与民争利，损害的是企业的未来乃至公共社会的整体福利；新型、健康、长久的政商关系，是在桌面上寻找政商之间健康的利益合集，将长期目标优先于短期利益，以公共利益为共同诉求。台面上的公开博弈和台面下的秘密博弈、“显规则”与“潜规则”的此消彼长，正是法制文明与政治文明的高下所在。中国亟须基于现代法治社会下，基于政与商各自性质和需求的认知，以追求良性互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造福社会为取向的新型政商关系。如此才能阻止政商“中国式败局”的一再上演，缔造良性的商业社会和自信的商业文明。
新政商关系是基于现代法治社会下的、基于政与商各自性质和需求的认知，智库完全有可能为政府、企业、协会搭建一个共同沟通的平台，让政商关系从“潜规则”走向阳光下的“显规则”。鉴于此，中国亟须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商关系。这种新型的政商关系就是基于现代法治社会下的、基于政与商各自性质和需求的、以追求良性互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造福社会为取向的、透明而清廉的关系。
然而，构建良性互动的新型政商关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过程。为此，笔者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一是政府要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在此基础上，有效约束有形之手，限制权力对市场和对企业的替代和干预，尤其是要严惩那些利用权力与民营企业主搞灰色、黑色交易的官员；同时，建立公平的市场秩序，让民营企业公平地参与竞标和竞争。
二是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想方设法破除国有企业的垄断，尤其是国有企业对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垄断；同时，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管，防止国有企业成为管理者玩弄权术以牟取私利的工具。
三是对私人企业主而言，要坚守法治的底线，用好的市场竞争手段（如更优良的服务、更高的质量、更新更好的技术）来获取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订单，而不是用金钱等非法手段，去俘获政府官员或国企高管，通过不正当的政企关系、政商关系来获取订单、项目或其他收益。
四是对私人企业主来说不能太依靠政府。私人企业要想在市场中长期存活下去，当然需要依靠政府，但这种依靠是建立在需要政府去构建一个好的法治基础、公平的竞争环境、有效的保护产权等方面的，而不是什么都得依赖政府。如果，私人企业自己缺乏独立性和自我生存能力，那就很可能被某些不称职的官员所俘获，成为他们谋取私利的提款机。这一点，中国的私人企业主务必须要清醒认识，尤其是在危机下，更要有信心靠自己去克服困难，获取企业重生的机会。
唯有这样，中国才能构建起一种良性互动的新型政商关系，中国的许多私人企业家才能从千万富豪走向亿万富豪。否则，只能出现越来越多的像刘春喜那样从亿万富豪沦为“菜贩子”，或像徐明那样从亿万富豪沦为阶下囚的企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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