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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中国民企第一人
来源: 点击数:500次 更新时间:2014/11/12 13:54:15
    1984年11月9日,国务院批准了姜维的私营公司和外商试办合资企业。这是自1957年中国向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取消了私营企业,走上公私合营道路"后的第一家私营企业。这标志着在消声匿迹了27年之后,私营企业又重新得到国家的承认。有海外媒体评论说:"中国恢复私营经济,姜维在他人生中迈出了一小步,而中国迈出了一大步"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民营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壮大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私营企业的诞生,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格局,加速、完善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家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元素,极富创造力的谱写出商界的无数"传奇"与"神话",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姜维小传
    出生于1950年,籍贯辽宁省大连市,现为光彩中国实业集团董事长总裁、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会长。
    主要经历
    1960-1969年在辽宁省戏剧学校学习
    1969-198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80-1981年转业大连市文化局任干部
    1981-1984年在大连市做摄影个体户
    1984年11月9日党中央国务院特例批准成立新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光彩实业公司任法人代表
    1985年1月5日经国家经贸部批准成立新中国第一家私企中外合资大连光彩实业合资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1999年定居日本,创办中国光彩事业日本株式会社任代表取缔役社长
    2000年经王兆国等批准成立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任会长
    2010年至今回国成立北京176光彩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任法人代表
    在“中国民营企业第一人”姜维的家里,挂着一幅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任重为他创建光彩事业有限公司而题写的书法:“位卑未敢忘忧国”。
    姜维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者和探索者,见证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风雨历程:由“谈私色变”到允许在“有限范围内存在”;由“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鼓励发展;由“和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到“大力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在历经了伟大的变革之后,当初的创业者们,有些人比姜维拥有更多财富,但更多的人已被历史遗忘。
    寒春萌芽光彩鼓舞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拨乱反正的变革时期,虽然自1978年允许存在的个体经济如萌芽破土,却如一簇簇稚嫩的小草,很难被人看在眼里。
    1980年,姜维以文艺兵身份退役被分配到大连市文化局。8个月后,他毅然舍弃了金饭碗,自食其力干起了个体户。擅长摄影的姜维在大连动物园门前设立了“照照看”的摄影亭,成为大连市第一个复转军人自谋职业者。说起当年的生存环境,姜维连连摇头,“最关键是社会瞧不起个体户,国营照相馆照坏了,没人挑毛病,可对个体户就要说三道四;市容管理等执法部门视个体户为异己,想处罚就处罚,营业执照说没收就没收。”1983年社会严打风潮时,有关部门将动物园门前合法经营的个体户强行迁走,名曰“净化城市”。“我们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
    就在姜维感到迷茫的时候,国家对集体和个体劳动者的评价有了积极的改善。姜维于是在大连市最主要的街道中山路上租了一个占地一平方米的“门脸”,挂上“姜维影书社”的牌照,重新干了起来。姜维是一个在经营上敢为人先的人,他第一个在报纸上做广告,第一个开拍彩色照片,很快在大连小有名气了。
    1984年新年,姜维认识了投资大连市第一个五星级酒店的港商廖先生,当廖先生得知姜维是搞摄影的个体户时,对他说:“香港人特别佩服祖国大陆的个体户,有出息!你是搞照相的,这样好不好,我有先进的彩色洗印设备,不赚你的钱,成本价19.8万元卖给你一台。”
    当时,国内彩印照片刚刚兴起,大连有七、八十个照相个体户,但要把彩照送到广州冲洗,非常麻烦。姜维朝思暮想拥有一台彩色洗印设备,但19.8万元在当时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如果我有了这套设备,就可以为大家服务。我太想用这套设备为大家做点事儿了。”姜维怕失去机会,没敢说“根本拿不出近二十万元钱”,只是约请廖先生第二天吃饭。
    姜维想,国营可以搞合资,我们个体户能不能搞合资呢?廖先生出设备,我出场地、人力,这样的合资不是很好吗?
    第二天,姜维请来了时任大连市政协主席郝正平和书法家于植元作陪,还特意请于植元为廖先生写了一幅字。这使廖先生对姜维有了更好的印象。趁大家尽兴之时,姜维对廖先生说:既然你能和国营企业合资,能不能也和我个人合资哪?廖先生听了之后非常兴奋,当即让他着手准备项目分析和意向书等资料,并约定3天后在北京商谈。
    天壤之别破冰之旅
    姜维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当全部资料搞好时已经快第三天中午了。坐火车去北京已经来不及了,姜维便直奔民航售票处,经查询有一班下午五点半去北京的航班。但买机票时却遭到售票员的质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姜维说:“我是个体户。”“个体户不能坐飞机。”“为什么”“你有县团级以上介绍信吗?飞机可不是随便坐的。”姜维再次因个体户的身份而感到难堪。
    他立即辗转街道、派出所、区个体协会、市个体协会、市工商局,最后拿着一摞介绍信和证明,到区政府开购买机票的介绍信,主管此事的区长在姜维的再三恳求下才肯签字。已经到下午三点了,姜维才拿到介绍信。机场工作人员在请示领导之后才让他上了飞机。那架飞机坐了49个乘客,48个县团级和一个个体户。在飞行中,姜维深刻体验到了机关、国企与个体户的天壤之别。
    姜维和廖先生如期在北京会面,廖先生被姜维的坦诚和执着所打动,同意与他合作,并让姜维办理合资公司的相关手续。
    大连市领导一开始对姜维要办的合资公司表示支持,也十分重视。然而,当他兴致勃勃地准备好一切资料时,“大连市领导却一夜之间视我为异类,将我拒之市政府大门外,并告诉我不要再提此事。我问为什么?也不回答。”姜维回忆说。后来,一位官员悄悄告诉他:“你的事查找了有关中央文件,也看了宪法和中外合资法,个人不得与外商合资。你快去北京找政策吧。”
    姜维再一次茫然了。那是一个严冬之夜,身材不高的姜维在弥漫的飞雪中徘徊了很久。
    姜维带着全家的积蓄和希望,开始了破冰之旅。他连续3个多月坐火车往返于大连与北京十几次。他首先要去国家工商局和外经贸部,但在那个年月,各个部门都要持县团级的介绍信才能入门。“而我一个体户什么也没有。在北京近3个月我走过无数国家机关,都因我是个体户而被拒之门外。看不到一点希望。”但姜维依然没有放弃希望。
    姜维寄宿在人民大会堂工作的叔叔家。1984年五四青年节这天,叔叔给了他一张首都青年在人民大会堂联欢的门票,想让他散散心。姜维带着照相机来到了东大厅,看到几位领导正在和一些青年跳集体舞,就走到前边和记者们“抢镜头”。突然,一位中年男子问他:“你是哪个报社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姜维说:“我是个体户。”一听是个体户,马上就有警卫和工作人员上前要驱赶他,但被这位中年男子制止了。他走到姜维身前说:“个体户好呀,个体户自食其力创业光荣啊。你把今天为我照的相片洗好后给我,我要付钱给你。”这时,旁边有人说:“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同志。”姜维顿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王兆国又问:“你来北京有什么事吗?”姜维说了想和外商合资办企业的想法和困难,王兆国当即交待秘书向姜维了解具体情况。
    姜维的一位战友介绍他认识了王任重副委员长的女儿王晓黎。一个星期天,王任重在家里接见了姜维。王老对他说:“我今天用一下午的时间听你讲故事。”姜维讲了自己坎坷的创业经历,当讲到自己在大连动物园门口的摊位执照被人没收时,王任重气愤地拍案而起:“我们革命了一辈子,如果人民还过不上好日子,我死不瞑目。”
    听完姜维的介绍,王老说,要将这件事立即报告给中央领导同志。“你还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帮助你?”“我没有什么要求,只是想与国家工商局的同志谈谈合资的事情。”王任重当即给当时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任局长写了一封信:兹介绍大连很有理想的青年与你见面。
    姜维回到住处不久,便来了一辆车接他与国家工商局任仲林局长见面。任局长见到姜维后说:小伙子,任重同志亲自给我打了电话,介绍了你的情况。请你明天上午到国家工商局参加研究会议。
    第二天,曾无数次被国家工商总局的门卫挡在大门之外的姜维,被工作人员直接领进局长办公室,并与四位局(司)长一起商谈。首先一位司长提出,个体户不具有法人资格,除非将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姜维马上说:“那就变呗”。任局长严肃地对他说:“小同志,你知道吗?我们党在1957年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就是取消了私营企业,走上了社会主义公私合营的道路。你一句话,变了呗,怎么变?我可说不好”。接着,又有一位司长说:“姜维同志,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雇工问题。”姜维愣住了:“什么雇工问题。”司长说:“国家有明文规定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人。”“超过八个人怎么了”姜维不解地说。司长郑重地告诉他:“超过八个人就视为剥削。”姜维问:“什么根据”。司长说:“国家劳动部根据马克思资本论里劳动剩余价值的依据。”姜维听完就急了,说:“我是共产党养大的,我不会剥削人,也不会当资本家”。这时任局长摸着他的头说:“小同志不要着急,如果你作为私营企业同外商合资办企业,那你就是资本家,不过你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相信党中央吧。”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姜维至今仍感慨万分。
    正当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愈演愈烈之时,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
    姜维很快接到了国务院法规中心的通知,要他到中南海参加研究成立私营公司的事情。当时参会的有全国人大、国家工商总局、外经贸部、海关总署等有关部委。会议讨论得很激烈。国家为办一个私营公司惊动了如此多的部门来论证研究,是前所未有的。
    经过那天讨论之后,有关部门给姜维出具了一份文件,让他给大连市工商局。谁料想,姜维回到大连之后,相关部门却回避这件事情,他跑了一个多月也没有丝毫进展。
    8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报道了姜维带领艺术家慰问解放军的事,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肖华同志听到后打来电话问候姜维,并关心他办公司的情况。肖老鼓励他不要泄气,坚持就是胜利。姜维决定不顾一切,先和港商签订正式的合资意向书。
    艰难突破民企诞生
    姜维定好8月10日在大连国际海员俱乐部举行意向书签订仪式,沈醉(全国政协委员)、郭兰英(人大常委)也特地从北京赶来祝贺。但突然有人下令,任何人一律不许参加签订仪式。当时的大连市政法委领导认为姜维所做的这件事情根本是不可能的,并觉得他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当姜维去宾馆接两位外商去签字的时候,他们也突然反悔说“意向书不能签了,市政府的人已经做了我们一下午的工作,让我们千万不要跟你签合同,还说中国没有这项政策,怕我们上当受骗。而且今晚大连市政府要在大连宾馆举办宴会,邀请我们参加。”姜维不客气地说“如果这样,我就把今天约定的签字仪式变成记者招待会,说你们出尔反尔。”说完便拉着外商赶往大连宾馆。姜维找到大连市外经贸委的官员质问,为什么不让港商参加签字仪式?这位官员否认了。姜维便把两位港商领到了他的面前,当面对质。“我声泪俱下地问他,如果今天我是你的儿子要做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对待?”在姜维的苦苦哀求下,这位官员只能不再阻拦此事。姜维便和两位港商商量,一位跟他去参加了签字仪式,另一位留下参加大连市政府的晚宴。
    然而,当他们赶到海员俱乐部门口时,却发现那里已经戒备森严。很多警察在那里阻拦参加仪式的人,以至于本应有百余人参加的仪式只剩下不到20人。姜维的战友、时任大连警备区司令员张德庆不顾阻拦,执意出席了仪式;沈醉、郭兰英也遭到了
阻拦,他们说:“我们是受邓大姐(邓颖超)的委托来参加今天的活动的。”才得以放行。
    当宣布签约仪式开始的时候,这位港商突然又反悔了,他哀求姜维说“能不能不签了?”在姜维的一再劝说和坚持下,他说:“我豁出去了,跟你签!”意向书签订后,从不在宴会上唱歌的郭兰英清唱了一首《我的祖国》,很多人都感动得泪流满面。
    “当天晚上,我陪沈醉老先生住在酒店里。半夜,他突然坐起来对我说:你一定要挺住,因为我看到了这不是一般的事业,你现在肩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业!”至今,姜维也忘不了沈老在那个艰难之夜给予他的鼓舞。
    第二天,姜维去机场为前来参加签字仪式的北京朋友们送行,正当他们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广播里传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报道:“昨天晚上,我国第一个个体户和外商的合资签约仪式在大连举行。”在场的所有人都欣喜诺狂,他们相互拥抱,高呼“成功了”!而姜维却悲喜交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怎么也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其实,头一天晚上他已经做好了被抓的准备,而且在此之前一直有人警告他要做好这个准备。当朋友乘机离开以后,姜维独自坐在机场外的草坪上,嚎啕大哭了一场。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随后都发布了这个消息。许多海外的媒体,比如日本的《朝日新闻》、英国的媒体等也都发布了这条消息,称姜维是“中国第一个资本主义的代表”,称“一个照相馆的小老板竟然迈出了这样一步”。
    1984年11月9日,国家外经贸部魏玉明副部长在他的办公室向姜维宣布:“你要办的私营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同港商合资办公司了,这是国务院的批文。”
    在国家工商总局要为姜维的公司批准登记注册时,局长任仲林问他:“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光彩。”姜维不假思索地回答。当时没有电脑,通讯还不发达,为了不重名,国家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就用电话全国查询了四天,最后正式批准用“光彩”命名的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成立。
    1985年4月13日,国家工商总局委托大连市工商局向姜维颁发第一家私营企业的营业执照。直至1988年8月12日,在宪法修改“将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颁布的这段时间里,“光彩”是唯一一家合法的私营企业。
    当时,国内各媒体都把此事作为一条重要消息报道。新华社发了通稿,世界许多国家报纸也都报导并作了评论。有的媒体说:“姜维创办的光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销声匿迹20多年的私营企业(宪法从1957年取消了私营企业)又重新出现在印着国徽的文件上,姜维也将作为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业主载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册。”
    然而,姜维已经具有合法身份的公司在运行中,依然受到非议和责难,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之艰难可想而知。
    1985年4月13日,新华社记者想拍下这一划时代的事件,但当时的大连市工商局长硬是不给发执照,不让照相。他说:“我不能做历史的罪人。我们既然已经取消了他们,现在坚决不可能给他们发这个执照!”姜维恳求他同意,他却非常不客气地让姜维出去,并愤怒地说:“这里没有你的位置。”在一位处长再三劝说下,他最终发话说,“谁爱发谁发去,我是肯定不会发的。”最后,一名市场管理员为姜维发了营业执照。
    在姜维办理税务登记时,税务局的一位老处长以异样的神情对他说:“你这件事要换到五十年代,我们是要镇压你的。什么私营企业,根本不可能!当年我们可是每人背一个算盘,挨个私营企业算账的!没有一家是没有问题的!”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原因和政策环境下,姜维那段艰辛与曲折的经历并不足为奇。改革开放的阻力和障碍无处不在。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本始终是一场持久的攻坚战。
    意义
    在庆祝酒会上,港商廖先生意味深长地对姜维说:“虽然我为富丽华酒店投了近5000万美元,只为你投了10万美元,但对你的投资更有意义。特别是我见证了你遭遇的一系列事情,这种感慨是从未有过的。你是中国有尊严的商人。”
    当初的姜维一定不会想到,出于生存的需要和对尊严的追求,让他经历了如此艰难的历程;他更不会想到,身为个体户,一次偶然的合作竟然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深切关怀和重视。“每当有人问起我在这段特殊历史中的特殊地位时,我总是反复强调,我只是老百姓家的儿子,我时刻提醒自己要感谢党的政策,因为这一系列连贯而持续的政策,才有了我的成就,才有了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壮大。”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民营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壮大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私营企业的诞生,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格局,加速、完善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家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元素,极富创造力的谱写出商界的无数“传奇”与“神话”,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姜维以飞蛾扑火样的献身精神,完成了由个体户向私营企业破茧成蝶般的质变与升华,探索出个人与外资合营的经营新模式,奉献了改革开放中的一段充满艰辛与喜悦的经典传奇,在新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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