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距离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还有9天。中纪委在这一天内宣布两名省部级官员被调查：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何家成和江苏省原省委常委、秘书长赵少麟。至此，十八大以来被调查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已达50名。

  据统计，2003年至2011年近10年间，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共计72人。而十八大至今不到两年，在省部级官员防腐这一项上的成绩已相当于过去10年的70%。

  中纪委特约监察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和中纪委特约监察员、中国人民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周淑真等受访专家认为，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致力于打造“不敢腐”态势；正在召开的四中全会将就如何筑牢“不想腐”、“不能腐”的机制，谋篇布局，“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中央领导早已明确方向，法治反腐已提上日程”。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

  “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2012年11月15日，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当天，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如是说道。

  一场影响深刻的反腐战役，由此展开。

  两月后的2013年1月22日，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对反腐作出进一步部署，“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在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福建省纪委原副书记张大共看来，习近平的上述要求，确定了法治反腐新方向。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反腐方向的调整，反腐战略目标也随之转变。他认为，直到十八大才首次明确提出反腐战略目标：“建设廉洁政治”，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一直在反腐，却始终无法控制腐败蔓延势头的严酷现实表明，敢于提出这样一个明确具体的目标，肯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难能可贵”。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对记者说，国内首个反腐法治研究机构、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已于今年6月成立。姜明安和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等法学泰斗，担任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的顾问。同时担任顾问的还有中纪委常委和最高法、最高检的高层领导，“阵容强大，足见中央对反腐法治研究的重视”，姜明安说，设立该机构的宗旨之一就是加强反腐立法，研究反腐刑事司法政策和策略、依法反腐司法职能。

  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

  也是在2013年1月22日的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当习近平提出“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的要求时，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对反腐路径作出了具体部署，“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反腐研究专家李永忠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的“灵魂”就在于四个字，“赢得时间”。

  “为长远的治本规划赢得时间，为解决腐败呆账和存量赢得空间”，李永忠表示，“政治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都在推进过程中，因此不可能以治本为主，治标是权宜之计，权宜就在于赢得时间”。

  马怀德、周淑真认为，从“八项规定”、“反四风”，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从中组部六号文件明确“裸官”任职“负面清单”，到31个省区市全面推进的“裸官”排查调岗，以及国务院正在推进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陆续取消和下放的632项行政审批事项，“都是从制度层面，根除诱发腐败的土壤”。

  党纪国法之间“无缝对接”

  前不久，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绩单”和今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整改报告相继发布。新华社刊文提出，“透露出强烈信息：反腐将常态化并逐步纳入法制轨道，越来越多的‘法外之地’将被清理”，“党纪与国法、行政规定与法律条文之间还存在一些缝隙，对一些贪腐行为法律的刚性约束还不够硬实”。

  新华社文中所提的“法外之地”，即教育实践活动、“反四风”、中央巡视所发现的问题，包括“吃空饷”、“裸官”、“红包”、“奢靡”、“官赌”、“隐形福利”等。

  反“四风”中10万余人主动上交“红包”及购物卡、涉及金额5.2亿元，查处2550人，涉及金额2.5亿元，不过处理仍以退还等行政处罚为主。

  在“吃空饷”专项整治中，共清理清退“吃空饷”人员16.2万多人，但以清退为主，大多并未入刑。

  一位受访专家对记者说，如何治理上述“法外之地”，使党纪与国法、行政规定与法律条文之间“无缝对接”，可能将是四中全会探讨的议题之一，“近两年高压反腐，‘不敢腐’的态势已经形成，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具体到反腐就是依法反腐、依法惩贪，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作出进一步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