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陆续公布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整改情况通报显示，14个被巡视的对象中有7个地方和单位出现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

    “半数被巡视对象暴露出领导干部用权力为亲属、子女谋利的问题，这样的结果令人震惊。”反腐问题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说。

    专家称，从1979年至今，共有10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问题，但一直以来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央巡视组聚焦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意味着将干部亲属等“易腐人群”纳入反腐视野。那种“一人当官全家发财”的“亲缘腐败”将难以遁形。

    半数被巡视单位存在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

    近期，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陆续公开巡视整改情况。在14个被巡视省市和单位中，有7个地区、单位存在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现象，个别地方问题突出。

    山东省存在“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插手工程招标、土地转让问题”，宁夏存在“一些领导干部子女及其亲属违规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从事房地产开发、建筑安装、园林绿化等”问题，河南省“市县主要负责人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新疆“领导干部亲属利用其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

    那么，子女亲属违规经商与领导干部发生腐败到底有多大关联性？在新疆的专项清理中，近1000条违规的线索目前已经查出输送利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线索68件；江西专项治理期间，各地各部门通过自查发现涉及利益冲突方面的问题2000余个，立案查处的已达110余人。数据说明，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与领导干部腐败的“关联度”相当高。

    家庭内部“官商结合”上演多种“双簧戏”

    江西一位纪检干部介绍，在查办干部亲属子女违规经商涉及腐败的案件中，一般是腐败官员藏身幕后，安排至亲好友充当自己收受钱财的“白手套”和牟取利益的“代言人”。基本上，其手法和途径可分为以下三个类型：

    ——“官商权钱利益互补型”。家庭成员有人当官，有人经商，“权为商开路，商为权巩固”。在山西运城的“房媳”事件中，以“房媳”张彦、公公孙太平为核心的运城孙家是典型的家族内“官商合作”，该家族成员多人在运城市担任公职，分布在公、检、法、纪委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同时家族还经营着物流公司、洗煤厂等企业。

    ——“借壳捞钱型”。一些干部子女经商办企业并不从事实际业务，其公司只是进行贪污受贿的“壳”。今年2月，江西纪检部门对副厅级干部张某立案调查，目前张某已被移送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据办案人员透露，为了牟取不正当利益，张某的儿子在其任职所在地开办了一家财务咨询公司，每年象征性地到当地私营企业翻翻账本，一家公司就可拿到15万元的咨询费。

    ——“利益集团交换型”。这种腐败形式一般是领导干部先施惠于下级、商人，再打招呼让其“照顾”自己的亲属，或者官员之间达成某种“默契”，以手中权力为交换砝码，异地“交易”利益互换。

    另外，领导干部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的“国际化”趋势明显，这也大大增加了腐败的隐蔽性。

    加强领导“身边人”监督还需制度措施落地生根

    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说，此次巡视意味着领导“身边人”等靠近权力的“易腐人群”，已经被纳入反腐视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正在加速落实”。

    事实上，干部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是个老问题，规范干部亲属子女经商行为一直是反腐败的“重点地带”。中央纪委监察部廉政理论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表明，仅从1979至2011年，共有58次中央纪委全会、110余项法律法规及政策涉及防止干部亲属官商利益关联内容，但为何这么多的法规管不住干部亲属子女伸出的“谋利之手”？南京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谢世诚认为，监管边界、标准模糊以及约束机制不细化、缺乏操作性，是造成法规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