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动境外追逃行动

    掌握外逃路线 织就天罗地网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说，外逃人员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发案后仓皇出逃，一类是经过精心谋划后伺机出逃。前一类以经济犯罪居多，如“美女高管”陈怡。后一类则主要是政府官员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如“金融裸官”高山等。

    曾在国外参与执法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际警务执法学院副院长赵宇表示，发现人员出逃后我国有关部门会竭尽全力进行追捕，这些在逃亡过程中留下蛛丝马迹的人员想要完全消失并不容易。尤其是我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后，很快就能对外逃人员定位。

    被称为“最美高管” 的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怡被捕是海外追逃的经典案例。2013年7月，在策划寿险产品变造为固定收益理财产品大肆销售“庞氏骗局”暴露后，陈怡精心设计了自以为隐秘的出境逃亡路线：先从上海飞至香港，在港短暂停留后飞往韩国，紧接着便飞往斐济。

    她没想到的是，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很快就摸清了她的出逃轨迹，并向190个国际刑警成员发布“红色通缉令”。仅仅60小时之后，陈怡就被中国公安机关在斐济机场出入境关口拘捕。见到民警时，陈怡表现得难以置信：“从上海到斐济远隔万里，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

    密切国际合作 加强政策“攻心”

    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副局长刘冬告诉记者，很多出逃人员学历不高语言不好，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圈，就是有华人圈也不敢露面，有的人还受到当地黑社会组织的敲诈。“我们曾经缉捕回来一位基层银行的行长，在国内时春风得意，受人尊敬，出逃国外后以最底层的职业谋生，见到抓捕民警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总算来了’。”他说。

    被称为“中国第一女巨贪”的温州市原副市长杨秀珠，出逃后辗转新加坡、美国、荷兰等多个国家，最后藏身于鹿特丹市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惶惶不可终日。被捕前，她时常一个人绝望地哭泣。当荷兰警察宣布对其实施拘捕后，她的情绪反而平静下来。

    正是这样在国外生活的窘境，让缉捕行动组对外逃人员的劝返工作变得容易一些。在“猎狐”行动中缉捕归案的88名外逃人员中，有40％是通过劝返回国的。

    2007年1月，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因腐败问题东窗事发，持弟弟胡波护照仓皇出逃到新加坡。当时新加坡没有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与我国也没有签署引渡条约，如要实施拘捕困难重重。专案组细致地分析了胡星的心理状态，在新加坡警察在场的情况下，在胡星入住的酒店房间外展开了耐心的“攻心战”表明只要他离开房门，就会因为非法持有他人护照被新加坡警察逮捕；而如果愿意回国，就可以不再追究，终于成功说服胡星签下《自愿回国申请书》，于2月18日凌晨将其缉拿归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