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调查机构估计，近两年至少有500个以上的国企高管进入民营企业。分析人士认为，凡跳槽到民企、外企者大多是有胆量有魄力的，因为跳槽就意味着放弃国企的体制内保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选择离开"体制内"而进入民企，要么是追求更高的薪酬待遇，要么是追求更加广阔的事业发展空间，或者二者兼顾

　　编者按：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国企和民企的高管们作为一种高层次人力资源，其配置也正在走向市场化。在一些央企国企高管扎堆向民企跳槽的同时，民企的一些高管也在向“体制内”回流，这种现象被戏称为“高管围城”。中华工商时报针对这种现象，试图做深度解读。

　　中国联通(行情,问诊)作为一家央企，近来却被称为人才流失的重灾区，其高管要么接二连三被挖走，要么主动跳槽。甚至有不愿透露姓名的联通内部人士扬言：“如果有人挖我，我也走。”而在一般人眼里，央企简直是“天堂”，能够进入央企的人也一定是“菁英”，旱涝保收的稳定收入和福利不必说，“高大上”的社会地位令人仰慕，更何况是那些能做到央企高管、被视为“宝贝”的人们。其个中原因难以一语道破。于是有市场观察人士戏言：“国企央企开始出现围城现象，城外的人千方百计要冲进去，而城内的人也瞅着时机要跑出来。”

　　对于中国联通原副总经理李刚、联通市场营销部原副总经理江大君、市场营销部原总经理周友盟、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事业部原副总经理宋丽梅等等这些跳槽的高管来说，离开央企，还意味着放弃百万年薪和熟悉的工作环境，去迎接新的挑战。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们如此大胆地“往前走”？企业的内外部环境究竟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透视这种现象，我们能否洞悉市场转型过程中人才流动、资金流动、产业形态的转变等经济要素的动态？

　　“宝贝”们为何争跳龙门？

　　“央企国企高管跳槽是市场经济下人才合理流动的自然现象，并非如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集体下海潮和如今的集体公务员潮。并不意味着央企国企对人才不再具有吸引力了，至少目前没有导致大规模人才流失。当前这种‘跳槽’是正常现象。”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表示。

　　苏海南的话或许能让担心央企遭遇人才流失之灾的人们感到一丝宽慰，但他又强调：“至于造成人才流动的原因，也需具体分析。”

　　正如苏海南所说：“央企国企的个别职业经理人或某些具备职业经理人能力者跳槽，一般要分析目标单位的行业发展态势，判断拟‘跳槽’企业外部环境、内部体制机制，再通过猎头公司，进行长期观察然后才做出决策。比如，有的职业经理人在原单位待了10年8年也没见单位没什么起色，而他的目标单位虽然刚刚成立，却已有了很大起色，这说明新单位机制更灵活，施展个人才干的空间更广阔。如果目标单位与原单位在产业形态上还存在级差，他便会考虑跳槽。”

　　“这就好比鲤鱼跳龙门。”他说。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李刚、宋丽梅等原中国联通高管跳槽的普遍选项“华翔联信”是一家怎样的企业？它又为何能够吸引众多联通“宝贝”们加盟？

　　华翔联信是专为虚拟运营商而成立的公司，获得移动、联通两家运营商的移动转售资格，隶属于清华控股。在企业性质上也应当属于“体制内”，但接近民企的运营模式让其更具活力，与中国联通相比，“这家企业成立时间不长，头顶上的婆婆少，自主决策的机会更多。”苏海南分析道。

　　实际上，2013年3月正式成立的华翔联信，作为一家专门为了申请移动转售资格而成立的公司，不仅“年轻”，而且生逢其时，成立时恰逢虚拟运营商政策刚刚落地，也就是说成立之日即可开展实际运营。10月与联通签署移动转售合作协议；12月18日入围中国移动转售业务合作企业名单；12月26日获得工信部批文，成为首批11家获得批文的企业之一。而所有这些进展又为该企业在虚拟电信时代抢得了先机，因为近日已有消息称，虚拟运营商牌照将在年内发放，2014年开始进行与基础运营商的业务对接工作，并最终于2014年年中开始正式运营。最终获批虚拟运营商牌照的企业有望超过16家。

　　所谓“虚拟运营商”业务即移动通信转售业务，是指有条件、有能力的企业通过租用联通、电信、移动等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网络和设施或其他合作方式，推出自有品牌的电信服务。业内人士普遍看好虚拟业务的未来发展空间。巴士在线董事长王献蜀认为，作为虚拟运营商，巴士在线并不是要跟基础运营商竞争，而是在传统媒体行业里通过服务创新去提高竞争力，在媒体能力的基础上增加通信能力，提高附加值。他观察到，基础运营商五花八门的套餐都是费劲脑汁设计出来的，但去掉这些，让通信产品回归本质，从而加大服务力度，就为虚拟运营商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他认为，未来5年之内虚拟运营商一家都不会死掉。“中国13亿人，中国360个行业千差万别，每一个细分领域都需要用通信服务叠加，都需要跨界的能力。基础运营商现在可以发牌照给16家虚拟运营商，未来甚至可以给到50个，甚至可以容纳更多，且没有一家会死掉。”

　　另外，中国联通由于在4G时代面临重重竞争压力，因而在虚拟运营商的布局上十分积极，想通过虚拟运营商快速扩大市场份额，出手早意味着经验多，因而联通高管成为挖角的好选择。

　　对于虚拟产业前景的乐观预测，自然成为吸引李刚、宋丽梅等等高管们跳槽的巨大诱惑。

　　向民企“一跳”值多少钱？

　　其实，联通高管跳槽决非个案，近年来央企高管跳槽已屡见不鲜，成了一种普遍现象。2013年山东黄金(行情,问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建华跳槽到紫金矿业(行情,问诊)担任总裁职务，成为一名年薪500多万元的职业经理人；江淮汽车(行情,问诊)董事赵厚柱是江淮汽车董事会成员中的三位“老人”之一，在去年8月27日提出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职务，业界传言将加盟北汽福田；此外，厦门国企海投房产原总经理王万生离职后转投民企泉舜集团出任副总裁；早些时候，更有消息称，某央企旗下大连船厂整条生产线负责人集体跳槽到一家民企……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战略咨询中心高级合伙人孙连才透露，根据他所掌握的资料，近两年估计有500人以上的国企高管进入民营企业，仅安徽省2013年就有近70名国企高管跳槽。就全国情况来看，近年来还有扩大趋势。“可以这样认为，凡跳槽到民企、外企者大多是有胆量有魄力的，因为跳槽就意味着放弃央企国企的体制内保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选择离开‘体制内’而向民企靠拢，要么去追求更高的薪酬待遇，要么追求更加广阔的事业发展空间，或者二者兼顾。相反，不具备职业经理人能力的人，一般很少跳槽，他们追求旱涝保收。”苏海南说。

　　纵观大多数跳槽事件，高薪无疑是关键词之一。除上述提到“一跳500万”的王建华外，周友盟的一跳也身价倍增、毫不逊色。作为原中国联通市场营销部总经理、广东联通副总经理的周友盟，现任深圳市爱施德(行情,问诊)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于今年2月份履新后，上任不足4月，就获得了112万股期权，足见虚拟运营商对传统运营商高层的拉拢之心。另外，除了112万份期权外，业界还传言，周友盟跳槽时获得300万元年薪的承诺。相比之下，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和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在2013年的薪酬分别只有约110万元、180万元。

　　另外，2013年上半年联通下属公司联通时科CEO翟一兵、联通电子渠道部副总经理林剑锋和联通研究院副院长童晓渝相继离职。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翟一兵担任神州泰岳(行情,问诊)CEO后年薪高达300万元。

　　苏海南分析认为，央企国企高管之所以看好民企，也不排除以下情形，即在一些央企国企里，存在高中层经营管理者个人能力不能充分展示的现象。不少国企仍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一些身处副职的高管们当遇到决策问题时，往往被各种问题掣肘，往往只有建议权而无决策权，才华不能得到施展，机制不宽松是导致少数有能力的高层经营管理人才流失的原因之一。通常国有企业中有海外学习和工作背景的高管或者技术骨干跳槽的情况多一些，副职多一些，一把手跳槽的现象较少。他们觉得国企内部继续发展的空间不大，比如副职无法提拔为正职，而个人又希望能够独立做点事情，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经营一家企业；或是企业内耗太大，搞经营和管理少，因而感到厌倦，希望能正正经经做点事情；或者在利益博弈中渐渐被利益集团边缘化而被迫离职。而一旦以空降形式进入民企，往往以其央企背景和丰富的资源而受到空前重视，能够担任CEO等重要职位，从而获得重大问题的决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