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消息，让人有雾里看花的感觉。

    地方财政不透明恐怕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清华大学公共经济、金融与治理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2014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给我们揭开了盖在地方政府财政头上的帷幕，但在某些关键领域，比如地方政府债务、三公消费等，他们也提供不了更多的信息。

    财政来源于税收，税收来自于民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中国税收的基本原则，怎么取？怎么用？用在哪？纳税人是有知情权的。因此，除了通过立法，规定政府公开财政信息的义务和范围，通过各级人大，在征税、举债、预算、决算等方面加强监督，通过审计，及时发现问题外，还应该接受纳税人的监督。政府财政透明必须做到：一是全口径信息公开，即凡是与财政有关的所有信息包括债务都应该公开；二是，信息公开的形式必须方便纳税人查阅。

    但很多地方在政府债务信息上没有做到这两点，采取了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态度，对自己有利的就公开，对自己不利的就不公开，或者举债本身就是不公开的；还有的地方把债务信息故意“隐蔽”起来，就连专家都难以发现其中的奥秘，更别说普通百姓了；也有的地方在网站设计上玩花样，搞得很难查阅，让你知难而退。

    《2014年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显示，广州、北京、上海的财政透明度位列前三名，但在政府债务问题上，广州就没有公布相关数据。而在参加透明度排名的全部289个城市中，公开政府性债务的只有14个，仅占城市总数的4.82%。

    报告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绝大部分政府性债务由市区县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公司承担，市政府并未在国有资本经营中公布这些平台公司的相关情况，也未公开地方国有企业财务情况。同时，报告也毫不讳言，目前许多市政府负债水平较高，在主观上难以加以披露。我们知道，北京的资产负债率是最高的，其他没有披露的地方负债水平可想而知。

    审计署的数据显示，地方债务中，占比最高的是银行贷款。其实这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不仅是地方政府，还有国企，事实上都把银行当做提款机，银行很多不良债务就来自于这两大“客户”。银行有处置不良资产的专业公司，地方政府现在也可以成立这样的资产公司，也就是说，欠银行的债如果还不了，到时候是可以作为不良资产处理掉的。所以这部分债务不仅不能公开，也没必要公开。

    但投融资平台是公司化运作，是有市场风险的。同样是审计署的数据，在地方平台中，省级融资平台占比为30%，地市级和区县级加起来为70%，偿付能力相对较弱的这些地市区县，采用融资平台反而更高，它们不仅偿付能力偏低，而且偿付手段更多地依赖土地收入，一旦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有什么风吹草动，发生债务危机的几率极高。万一发生债务危机，地方政府实际是逃不掉的。但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好像进展并不显著。

    信息公开的钥匙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如果地方债务都在阳光下运作，如果地方债务真的没有什么风险，地方政府没有理由把它藏起来，因此，按照信息公开的程度，我们多少可以知道地方债务到底有多大的风险，我们也知道，风险就是风险，不管信息公开与否，它就在那里。